父亲是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是1950年紧随解放大军下江南的第一批土改工作队的队员。数十年辗转赣北各处，不知疲惫地忘我工作，岁月的沧桑在他脸上刻下了道道深深的烙印，辛勤的工作丝毫没有压弯他那并不高大的身躯，虽然有些清瘦，依然那么挺立，那么稳健。

　　父亲是退休后患脑溢血去世的。整理遗物的时候，我们兄妹五个都十分谨慎，小心翼翼，唯恐遗忘或者弄丢了什么，显得十分虔诚。

　　其实，父亲根本就没有什么遗物，更谈不上给儿女们留下什么资产，除了平时穿的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平平常常毫不显眼的衣物外几乎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什物，应该称得上“清贫”吧。

　　整理结果，我们总算数出几件“珍品”：一双黑色的打了几处补丁的牛皮鞋；一件保存完好的军用雨衣；一双里外都是皮革的雨靴；一个有着偌大国徽图案，写着英文“警察”字样的公文包。

　　妈妈说，这些是父亲参加革命的见证。记忆中，父亲是很少使用这些他看着“宝贝”的东西。那双鞋只是特定的日子才偶尔穿起，比如出差或者上城里办事，遇到重要的会议或者“七一”党的生日，才高高兴兴穿起。每次穿过后，父亲一遍又一遍将它擦得乌黑锃亮，然后把它放回自己用几块木头板钉制的“鞋架”上，再用废弃的床单剪下一块遮挡灰尘。断断续续几十年，鞋口已经磨得褪去了原来的色彩，露出微白。里衬是微棕色皮革做的，很光滑。鞋帮和里衬交界处有几个不仔细看就看不出的“伤口”，“伤口”显然是长期磨损的结果，经过匠人精心修补过。穿上它，有裤脚的遮挡，几乎没有人看得出是打过补丁的。平日里父亲还是喜欢穿母亲用针线纳的布鞋，无论下乡还是办公，一般是舍不得穿那双宝贝皮鞋的。用父亲的话说是：“布鞋爽脚，舒服。”记忆里真的再没有看见父亲买过另一双皮鞋。父亲的这双皮鞋还是1973年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时买的，当时花了他整整两个月的薪水，的确让他心疼了好一阵子。所以，父亲穿它的时间少，擦它的时间反而多。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常边擦着自己心爱的皮鞋边乐呵呵地对我们说：“想不到我这个穷人的孩子也能穿上皮鞋了！”

　　父亲出生在贫苦农家，参加革命的时候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1950年作为土改工作队下乡搞土改时地委领导看他什么也没有，便拿出自己一套军服，一双高筒靴，一件军用雨衣送给他，告诉他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父亲谨记领导的教导，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他经常对我们说：“是共产党解救我出了苦海，是共产党让我们这些穷苦人的孩子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共产党是我们的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幸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投身革命几十年，父亲一直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努力工作着。那双靴子和雨衣一直伴随着他走过了多少年的风风雨雨，父亲是轻易舍不得用它的，父亲把它放在箱子的最深处。他说：“看见这些东西就想起了我的老领导，看见这些东西就回忆起参加革命的旅程，是党引导我这个放牛娃逃离苦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话间眼里分明闪烁着感恩和激荡的光芒。

　　孩子总是充满好奇和幻想，小时候的我每逢下雨就翻箱倒柜将父亲的雨衣翻出来，然后套上那双几乎可以将双脚埋没的雨靴，学着父亲走路的神态和样子，在雨地里四处乱踏。雨衣太长，一半在地上拖，弄得泥巴到处都是，每每这个时候，我突然感觉父亲竟如此高大和威武，感觉父亲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了。

　　父亲保存最好的还是那个公文包。公文包只比十六开杂志版面略大。厚约一寸，表皮里镶有海绵，软乎乎的，特别柔和，菱角分明，方正端庄，特别养手。文革期间，父亲因多次被排挤，最后调到公安局任特派员，那个公文包是当时公安战士的一个最显眼的标志，一个占据三分之一表面的共和国国徽正居中央，下面是英文“police”的字样。父亲特别喜欢它，也相当爱惜它。出外工作和调查总是将那条回形吊带缠绕在自己的手腕上，然后迈着矫健而稳重的步伐走出家门，回来后又轻轻地将它挂在床头边的钉子上。那时我们家住的是公房，面积很小，走进家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个他很少离身的公文包了。尽管多次受挫，父亲依然尽心尽责地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不敷衍马虎。父亲对待工作很讲原则，遇到有人拎着礼物或者拉关系来求他办事，总是相当不高兴，黑着的脸有点可怕，有时甚至大发脾气。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发脾气，但知道父亲为的是坚持共产党的立场和原则，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呼。退休后，这个公文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也被父亲藏进了“保险箱”。

　　如今，父亲的遗物依然完好地陈列在家里，几乎保持着父亲生前的模样。它是父亲一生中革命的光辉记载，也是我们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