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通高压电，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家家户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只是一种奢望，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自古以来，从菜油灯盏到煤油灯，历经了几千年。油灯在人类前行的历史中，在中华文化的骨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童年和少年的夜晚就是在煤油灯的照耀下度过的。我记忆中奶奶在油灯下纳鞋底、母亲在油灯下缝补衣服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是那样清晰。

记得是1973年前后，我们村（那时称“大队”）就已经发电了。这在当时全乡（那时称“公社”）是第一个。那时，村里集体经济基础比较雄厚，有一座砂石矿，黄砂、块石销量很好。我父亲是砂石矿的推销员，足迹遍布于以九江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以及鄱阳湖周边地区。我们村砂石矿的业绩可以和其他诸如县矿、乡砂石矿媲美。虽然当时村里主要是农业，但时任大队支书的杨贱生瞅准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机会，而且知人善任，让颇具“外交”才能的我父亲有了用武之地。砂石矿产销量的扩大，自然充实了集体经济的钱袋子。即使是在那样艰难的岁月，村里的合作医疗也办得红红火火。有医师三人，社员家庭按人口计算，一人一年缴费0.5元，除大病外都可以在村医疗所解决。

正是因为村里经济基础较雄厚，杨支书和村领导决定在全乡第一个建立发电站。发电站在已有的抽水机站的基础上扩建了一间房，动力机还是原有的抽水机动力，好像是24匹马力的柴油机，新购买了发电机，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曹浩轮任负责人。小曹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物理学得好，电学自然不在话下。他请来了乡发电厂的师傅指导，现学现用，带着徒弟王冬生甩开膀子干了起来。

发电站的本部工作落实后，村里购买了通往各村民小组（那时称“小队”）的水泥电线杆和电线。电线还要进家家户户，安装起来是很费时间的。好在当时是大集体，每个村民小组都抽调了精干的社员参与。机站的师傅装到了哪个村民小组，哪个村民小组就全力配合。竖电杆，架电线，有条不紊，进展顺利。电线进家也一样，由村民小组统一安排。经过近半年的安装，一切准备就绪，当年春节前正式发电。

那时我在村小任“赤脚”老师（民办教师），村小与发电站相隔顶多200米，有事无事喜欢往发电站跑，特别是晚上发电时去看热闹（当时要求老师晚上住在学校）。发电机一响，师傅在配电板上将各村民小组的闸刀往上一推，远远近近的村庄就亮了起来，那种感觉确实非常自豪。还记得每晚发电时间大概3个小时，天黑开始至21时30分结束。停止供电会提前三五分钟告知，方法是师傅将总闸刀扳下三次，电灯眨三下，没有休息的村民都会准备好油灯照明。

随着用电量的增加，尤其是春节用电量大，再加上我们村地广人稀，有的村庄距离村部很远，发电站送电就显得力不从心，经常为电压太低、电灯泡不亮而伤脑筋。没有办法只能拉闸控电，有时甚至停掉边远村庄的供电。但不管怎么说，这对于从未见过电灯的乡村而言，也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壮举，村领导算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我们村民小组与村部近，供电比较正常，电压也很少太低。每晚电灯一亮，忙完家务的奶奶和母亲就抓紧在明亮的电灯光下做针线活，做起来比在煤油灯下要快得多。奶奶总会念叨，有电灯真好！

是啊，有电灯真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农村改革开放以后高压电下乡。我们这个县城最边远的乡里大部分村都发了电，村民们形象地说山村亮起了夜明珠，这种幸福感是难以形容的。改革开放以后，高压电逐渐伸向了农村，更便捷，也更省钱了，通电设备更加符合要求。村里的发电站完成了历史使命，老线路全部淘汰，室外换成了高压电线，室内则换成了高级绝缘线，电灯泡是节能的。家家户户都有电表和空气开关，即使是冰箱、空调全用上，也不可能出现超负荷电压低的现象。电气化不再是梦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即便如此，我还是经常想起那个在艰苦岁月里闪耀在乡村的电灯来，它亮在我的记忆里，照亮着我的人生之路。（余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