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回忆

□余春明

　　年过花甲，身体或多或少出现状况，且不说“三高”，光一个血糖高就让人防不胜防。于是，避开含糖高的食物，更不要说吃糖了，生怕跟让人不寒而栗的糖尿病沾上边。这让我想起那段渴望有糖吃的艰苦岁月来。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靠挣工分养家糊口，温饱尚且勉强，哪有闲钱给小孩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就是有钱人，也没地方有现在超市里那样琳琅满目的各种糖果食品可买。记得那时候，供销社设在大队部的商店里只有三种糖果：一种是如豌豆大小的彩色小糖果，没有包装，散卖；一种是类似于麻将牌形状但个头略小的方形什锦糖；再就是有柄的棒子糖。后两种有包装纸，纸上印有彩色图案。价钱也有区别，豆粒小糖一分钱可买上十粒，什锦糖二分钱一粒，棒子糖稍贵些。

　　为了买糖吃，我们小伙伴可谓煞费苦心。逢年过节，特别是春节，父亲会给五角或一元钱压岁；平时替大人去商店买东西，赚下一两分钱的跑路费，都作为私房钱收藏好，想吃糖才出手买一点解解馋。实在没有钱的人，眼馋别人吃，也会出歪点子。有一次，玩伴细伢仂趁母亲还没收工回家，偷了鸡窝里老芦花母鸡刚下的一个蛋。他抓起还暖烘烘的鸡蛋撒腿就往商店跑，卖了一毛钱，买了五颗糖果，好好过了一把吃糖瘾。谁知他母亲心里有数，知道是芦花鸡的产蛋期，一天上午一个蛋，现在蛋没了，难免心里疑惑，口里还喃喃自语，这鸡蛋哪里去了呢？细伢仂躲得远远的。还好，他母亲知道是他这个小馋猫偷去卖了，没告诉他父亲，否则免不了一顿打。要知道，这鸡蛋可是家里日常开支的本钱呢。

　　除了商店里可买到糖果，走村串户的货郎担上也有。那时候，乡村有货郎，他们挑着两个类似于谷箩的担子，其中一个箩筐上放置面盖着透明玻璃的长方形木匣子，匣子中放着针头线脑、女人发夹、皮筋和糖果等日常生活小用品，可以用废品换。废品主要是鸡毛、塑料之类，所以货郎又称“鸡毛换灯草的”。当然，我们小孩子最关注的还是糖子，糖子是豌豆粒大的彩色小糖，一双球鞋的橡胶底可换好几十粒。家里要是有这玩意那可是宝贝，平时藏得紧紧的，只要听到货郎的郎鼓响，就立马拿着去换，赛过过大年。

　　当年亲戚间互相走动，带的接小孩的礼物也是糖果，最少也有十几粒，握在手里一大把；而且不会是小彩糖，起码得二分钱一粒的什锦糖。只要家里有小孩，亲戚就不会空手，否则，小孩子会非常失望。我们当地的糖果都是九江地区糖厂的，包装纸的图案上有标志。有一次，玩伴细苕的姑妈来了，姑妈嫁到了湖北，带来的糖果是武汉食品厂的。那时候，小孩子除了喜欢吃糖，还喜欢集糖果的包装纸。当时细苕还把武汉的糖果纸分给要好的小伙伴，我也得到一张，感觉图案比九江糖厂的好看，心想，毕竟是大城市，就是不一般。

　　艰苦岁月的孩子最羡慕别的孩子有糖吃。冰糖是糖类价钱最贵的一种，不似白糖（包括绵白糖和沙子糖）及红糖散开，而是固体，可以一块一块地含在口里吃。一块糖边轻嚼边融化，余味悠长，比加了面粉的糖果更甜。同班有位胡姓同学父亲是大队支书，他母亲把敲碎的冰糖装在空罐头瓶里，让他带到学校当零食吃。于是他除了上课外，口里总会含着一块冰糖，有时还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得人直流口水。

　　是啊，那时候不光是糖果少，食糖的种类也很贫乏。记得后来我成家了，妻子生儿子坐月子，供销社发了两斤糖票，大队商店买不到，要到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买。由于是夏天，温度高，糖都融化了，本想买红糖，缺货，改买白糖。只好去杂品柜台买了个大瓷碗，用碗端着成了糖水的白糖回家。

　　再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学校有个同事是上海人，每次回家探亲，她总要带很多糖果回来，我们有机会吃到了上海产的大白兔软奶糖，那滋味非本地的硬糖可比，特别好吃。

　　小小一颗糖，留在记忆里，总是那么那么的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