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十四年抗战终于结束。在中国的日军必须向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留在原地或者前往国民政府指定的地点集结，上缴武器和军用物资等。按照国际公约，国民政府也应当保护投降日军和日本侨民的生命安全，允许其保留部分私人财产，并运送他们返回日本本土，如愿留在中国的，则需提出申请。

受降工作相当复杂。受降地点都在日占区，国民政府需要派出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穿越日军控制区到达受降城市，这不仅涉及双方军队的协调，日军的集结与军用物资的清点封存，还有伪军和伪政府的处理，不仅有日本侨民及家属，也有日商以及中日合作企业等诸多问题。

受降的本质是要完成两个政权的平稳交接，减少社会动荡。受降前，需要双方军队、行政人员反复沟通，确定方案和步骤。毕竟都是拿着枪，走火伤人对大家都没好处。无论有多大的仇恨，其实谁都不想再有伤亡。对于社会管理更是如此，若是交接出了差错，没人维持社会秩序，首先遭殃的是老百姓。因此，中日受降跨度长达两个多月。比如庐山，一直到10月27日，中日双方才开始办理交接工作，此时距离日本投降已快过去两个半月了。

九江光复

九江是接受日军投降重要的城市之一，无他，唯交通尔。大规模的人员撤退必须走水运，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日军只能先到长江口岸城市集结，再坐船前往上海，转运到日本。其实，早在“八·一五”宣布投降前，大势已去的日军为了保存国力，从7月开始已在各地收缩战线，边打边退。其中广西、贵州、湖南的部队沿着湘赣公路，广东、赣南的部队沿着赣江，统一向九江方向集结。

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即电令在江西高安作战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3军火速开往九江，以控制这座重要的长江港口城市。8月23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布，全国划分16个受降区，其中江西为第5受降区，由第9战区负责，受降主官是战区司令薛岳，受降地区为南昌和九江两座城市，受降办理地点为南昌。薛岳指派陆军中将、新3军军长杨宏光为九江受降官，陆军中将、58军军长鲁道源为南昌受降官。日方指派的投降代表为陆军中将、第11军军长笠原幸雄。

九江受降官、新3军军长杨宏光

笠原幸雄（左）呈投降书

新3军接到命令后，星夜兼程，从战场穿越日军控制区，于8月30日到达沙河街镇。高安到沙河直线距离不到170公里，新3军却走了接近半个月。这是因为中日并未协调好，驻扎奉新、安义一带的日军声称未接到命令，不肯让路，国军为了避免事端，只能绕道修水、武宁方向，徒步进军。因为是敌占区，粮草供应困难，行进自然缓慢。

到达沙河街后，新3军停止前进，派出特使前往九江市接洽。次日，日军驻九江守备司令第84独立旅团长中尾小六少将，来到沙河晋见杨宏光军长，报告九江守备情况。中方命令驻九江日军将所有武器一律收交仓库，并绘图具报各种仓库的地点位置。驻九江市附近日军一律集中在日军已圈划的军事区中，并让出市区所有军营，派人打扫卫生，待新3军进驻。以上命令统限三日内完成并呈复。

日军遵命如期办妥。9月3日，新3军从沙河街出发进入九江城区。当天，全城百姓欢声雷动，鞭炮锣鼓齐鸣，军队行进的道路两旁人山人海，人们站在阳台、窗前，甚至攀爬到树上、屋顶。无数人悲喜交加、潸然泪下。从1938年7月26日九江沦陷，到1945年9月3日九江光复，这座城市被日寇侵占了7年多，合计2565天。至此，九江百姓被欺压奴役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九江与南昌受降仪式

9月4日，笠原幸雄中将由汉口乘坐专轮到达九江。笠原幸雄（笠原由纪夫）是日本驻中国派遣军第6方面军第11军军长。第11军是一支臭名昭著的队伍，它专为华东战场而组建，成立于武汉会战前的1938年6月，在首任军长冈村宁次的率领下参加武汉会战，九江就是第11军占领的。

抗战末期，日军第11军主要负责江西、湖南、广西一带，军部位于广西桂林全县（今全州县），九江是第11军的重要兵站和后方基地，不仅驻扎的日军多，而且有大批作战物资和车辆船只。

9月5日，笠原幸雄率领日军第11军参谋长福富伴藏少将、步兵第11师团长吉田峰太郎中将、第84独立旅团长中尾小六少将等人，来到位于柴桑路的新3军司令部向中方投降。中方参加受降仪式的有杨宏光中将及新3军参谋长卓立少将、183师师长余建勋少将、新编12师师长唐宇纵少将等人。

典礼中，按受降规定，日军不能行军礼，只准脱帽鞠躬。笠原幸雄在受降书上签字后，即解下腰间佩剑，双手奉上呈给受降官杨宏光。仪式结束后，笠原幸雄乘船返回武汉司令部。

9月5日在九江举行受降仪式的同时，58军新10师进入南昌，省城光复。9月9日，58军军长鲁道源中将率领指挥所进驻南昌。鲁道源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派，负责南昌受降，并代表薛岳担任受降官。

当日，双方参谋部开始了受降仪式的准备工作，就日军受降一切应办事项详加研讨，并达成协议。12日，58军参谋长起草受降书，召集日军代表举行受降预备会。鲁道源军长亦召集南昌各界负责人会议，对各部门受降接收事宜作了部署。9月13日，笠原幸雄再次离开武汉司令部，乘飞机到达南昌，当即率领部下晋谒鲁道源将军，对受降书和各项指示表示诚恳接受。

1945年9月14日上午9时，中国第9战区在南昌前进指挥所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地点在中山路中央银行（今八一起义纪念馆斜对面）。参加仪式的除了双方高级军官外，还有盟军军官和新闻记者。

仪式上，笠原幸雄签署并呈递了投降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官奉上司之命，统率驻南昌、九江地区之一切所属陆军部队，以及不久集结该地区内之各部队，并统制海军部队，请向中华民国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将军阁下投降。

二、本官当立即遵照中华民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备忘录九字第一号至第三号规定，以及会后之命令实行。

三、解除武装俟调集完毕后，着令各地区投降部队指挥官立即遵照中国各受降主官之规定实施。

从对九江、南昌两地受降仪式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虽然第5受降区有九江、南昌两个受降城市，奉命在南昌集结投降的是日本陆军第7独立旅团，仅5000余人，不到在九江日军的十分之一，日军在南昌的军用物资和设施也远远少于九江。派往九江、南昌的受降官都是中将军长，但南昌的受降仪式却比九江隆重得多，这造成后来的很多史料仅将南昌作为第5受降区的受降地点，少有提到九江的。当年国内各大报纸上，也没有9月5日九江受降的相关报道。

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国民政府的受降心态、两个城市的政治地位等因素造成的。这就好比京（南京）沪地区的受降城市是南京和上海，日军的基地和物资中心在上海，但中国战区总司令、一级上将何应钦必须要在南京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投降，因为那是首都。

同样，南昌是江西的省会，哪怕这里没有多少日军和物资，中国政府也必须要在被侵占的省会举行隆重的受降仪式。很多人不知道，抗战期间，汪伪政权江西省政府的省会设在九江，如果在九江举办盛大的仪式，就不成体统了。因此九江的受降，仅准备了两天，没有留下照片，也没什么新闻报道。这场受降显然也不会有讲究的仪式。

其实，日军在江西的投降还有一次，如今更少被提及。9月18日，驻九江湖口的日本海军向国民政府缴械投降，负责接收的是海军少将曾国晟。至此，驻江西日军全部投降完毕。

九江接收工作及后续

南昌比九江距离前线（高安）更近，九江却比南昌提早6天光复，九江的受降日（9月5日）甚至早于南京受降日（9月9日），国民政府这么做显然是为了抢占战略要地，尽快接收日军物资。据日军回忆，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九江、汉口的日军曾偷偷将大批枪  械抛入长江中。

因此，九江提早完成受降后，立即开始办理接收。开始时，有强大的日军部署在九江及周边，九江市内主要是第11军的部队，近万人。作为华中、华南地区的主要野战集团，第11军规模最大时达10个师团，40万人。抗战末期仅余1个师团、2个独混旅团，部署在广西桂林一带。日本宣布投降后，第11军迅速退入湖南，后奉令开往九江。由于第9战区第一次对阵第11军就在武汉会战的九江保卫战，其后的7年内一直与之交战，因此得以在江西受降第11军。

除了驻九江的第11军，江西及周边其他日军部队和日侨也奉命向九江、南昌集结，主要投降部队有：第13师团、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旅团、独立混成第84旅团、独立混成第87旅团、独立步兵第7旅团，投降官兵合计6.683万人，其中仅有独立第7旅团5000余人奉命前往南昌集结，在九江集结的日军约6.1万人。这些部队有的已先期集中，有些部队还在衡阳、株洲、萍乡途中，在九江接受工作开始后才陆续到达。

此外，九江还有海军、空军一部，并集合了日侨3300余人，另有后勤人员2000余人，涉及的运输船只、车辆、马匹、后勤机关、野战医院等部门甚多。接收工作量很大，又极为繁杂。

接收开始后，新3军首先检视日军驻扎情况，要求全部枪支弹药交库，守卫只准使用木枪站岗。之后清点仓库数目，贴封条，再根据日军册报，逐一开仓查收，双方盖章签字。

由于九江城区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日军、日侨，我方将各个部队和侨民安置在九江周边靠江湖的城镇，以便于分散管理和转移。我方派部队担任警戒，并负责给养供应和医疗服务。被安置的城镇包括：湖北的黄石、武穴、黄梅，和九江的湖口、彭泽、都昌、永修（吴城），九江城区内仅安置500余名日侨。

9月底，接收工作基本结束。经统计，新3军在九江接受的物资及场所包括：战马7900余匹，步枪3万余支，轻重机枪2000余挺，山炮、野炮、海岸炮、守城炮以及各种步兵炮等1000余门，弹药器械以及其他军事物资200余库，各种汽车、摩托车300余辆，运输轮船包括商轮、小汽艇、小驳船、小火轮等100余艘。此外，还有工厂、场站、修理所等100余所。

新3军进驻九江后不久，国民政府国防部各部门及行政机关的接收人员纷纷向九江涌来，开始因为九江有日军驻扎，他们都不敢进城。待到新3军接收工作到了尾声，日军也被分遣到各处安置后，这些接收大员们就大摇大摆地进城办公，手持各类命令，要求从新3军中再次接收物资、房产等。

一时间九江满街满巷都贴满了各色接收布告，命令满天飞。这些大员们权力大、贪欲重，都是想来发接收财的，所谓“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全都要。盘剥起老百姓们，更是敲骨吸髓，给你栽个“日伪汉奸”的名头，什么都能没收。大中路成片的商铺，都是以这种名目被接收大员们占有了。

负责接收九江的新3军因是杂牌部队，在9月下旬突然接到蒋介石命令，被裁撤整编。新3军军部及第12师被裁撤，183师整编到驻南昌的58军，命令下来，限3日内完毕。一时间官兵鼓噪，无人再关心物资移交和管理，九江乱成一团。待到薛岳的嫡系部队99军到达九江接防时，下面又因为分赃不均，闹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光复后的九江。才一个月，“喜迎王师”的九江人民都知道了，日本鬼子汉奸在这里，大家苦不堪言，“蒋光头”回来了，老百姓也没好日子过的。

最后说个轶事：据说笠原幸雄在九江投降书上签字后，表示想说几句话，当即获准。

笠原幸雄说：“九江投降签字之后，退驻九江的日军及其随军人员的福祸吉凶，就交给胜利者决定了。”他接着补充：“在这场延续8年的战争中，他们得到的也许比其他在任何国家和人民多，但同时遭到了更多的苦难。”

笠原幸雄这么说，当然是希望中方能善待俘虏和侨民。后一句似乎也有些道理，日本法西斯分子挑起的战争，不仅使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遭受了沉重的苦难，无数日本青年成为炮灰，日本人民也同样陷入了苦难之中。

然而，这些侵占九江7年多，给九江人民带来难以计数的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第11军的官兵和家属们，凭什么说他们“遭受了更多的苦难”？九江人民会同意吗？中国人民会同意吗？笠原幸雄的表态，大约就是日本人的自认为的忏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