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儿女照顾孩子，背井离乡，来到儿女工作城市的老年人，被形象地称为“老漂族”。他们忙于分担家务，照顾孙辈，自己对生活的需求却被摆在了次要位置，成了社区中的“隐形人”。

　　“往前一步是漂泊，退后一步是留守”，这是横亘在许多“老漂族”面前的两难选择。饮食和气候上的不习惯、城市现代化生活的难以融入、人际关系网络的重建、育儿观念的磨合、就医的困难、公共服务的难点……这些，都对“老漂族”的生活提出挑战。

　　九江有老人“漂”到了北上广深，也有周边县区的老人“漂”到了城区。他们的故事是怎样的？

逐渐“丢失”的名字

　　早上十点的翰林花园小区空地上，带着孩子玩耍、晒太阳的老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很熟络但却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因为多多奶奶、小菠萝姥姥、天天爷爷、米粒公公……才是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的社交身份。

　　下午五点的湖滨小学和湖滨幼儿园门口，多多奶奶、小菠萝姥姥、天天爷爷、米粒公公他们又相遇了。他们有的骑电动车，有的推着童车上的“老二”“老三”，翘首以盼，等着孙辈们放学。

　　多多奶奶姓郭，只是在这里，很少有人叫她的本名。大孙子已经读初一了，不用自己接送，现在主要任务就是“磨小的”，“周一、周四幼儿园放学后还要学拼音识字，周三、周六是钢琴，周日上午是美术。”多多奶奶掰着手指说，“小孙子出生，我就从湖口老家来到这里住，虽然幼儿园离家近，但是也要接送，时间一下就被拖住了。”

　　在这里，她没有亲戚朋友，认识的年龄相仿的朋友就是小区里其他孩子的奶奶、外婆，“我家老头（老伴儿）不愿来，他脾气倔，我舍不得儿子吃苦，就过来帮忙带了。”

　　有一次在菜场买菜，她听见有人用湖口话喊“郭姨”，猛地一回头，却发现叫的是别人，当下不禁有些愣神。“就是过年回去喽，别人都觉得我们在九江好，要说好，生活质量各方面确实是好，但是大商场逛一逛就好，好小区来玩一玩就好，住久了真的不习惯。”

舍不下的乡愁

　　三年前，儿媳妇怀孕，樊建平就和妻子一起去上海帮忙。那个时候他们刚在九江换了新房，“抱孙子肯定是开心的，但还是想有一点空隙，刚一退休，没有一点儿放松时间，就接着‘上岗’去了。”

　　老人与年轻人相处微妙，这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情况。带孙子加上做饭、打扫卫生，樊建平夫妻俩分工合作，起初也还愉快，儿子带着老人在上海转了一圈。但是随之而来的疫情却让老人犯了难。

　　2022年春节，为响应就地过年，老两口待在上海，和儿子一起过年，没有回九江看望家中的老母亲和兄弟姊妹。今年四月正准备回来祭祖做清明，又恰逢上海疫情严重，这一下樊建平夫妻两人心里的思乡情绪就像打开了开关，等到疫情稍缓，就一定要回九江看看。

　　谁知道这一想法，却惹得儿子媳妇不满，“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么走，孩子怎么办。”樊建平说，“孩子的想法也有道理，确实孙子没人带，但是我们老两口也是人啊，也有老母亲和兄弟姊妹啊，我们也有需求呀。”

　　就这样，七月份回到九江后，樊建平每天忙着“吃饭”，和家人吃，和老同学吃，和老同事吃。吃着吃着，他突然叹起气来，“以前盼望着儿子考好大学，去大城市发展打拼，在那里安家，是人往高处走，现在看看还是我们拖了孩子后腿。”

缺失的“福利”

　　相比于社交、心理方面的问题，对“老漂族”而言，更大的无奈是来自以医保为代表的“福利鸿沟”。

　　老李退休前是九江某厂矿职工，每月退休金只有两三千元。老李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长年不断药。“在北京看病，门诊不报销，需要自费。我们那点钱，去两趟医院就没有了。”老李的解决办法是，只要有机会回老家，就拿着医保卡去开药，开药有时间限制，要想办法找找熟人，多跑几家医院，一次开足半年的量。“真希望能早点享受到门诊费用的跨省结算政策。”老李说。

　　像老李这样的“背药”老人不在少数。2016年，全国范围内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开始实施。这让许多随迁老人从中受益。但是仍旧有很多地方报销不方便，“总归还是不如本地报销好，异地手续有各种限制，还有报销比例也是个问题。”

　　受户籍影响，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优待等政策也将“老漂族”排除在外。比如有的城市公交车免票政策、公园门票减免政策只限于本地户籍；助餐、助洁、助医等社区公共服务也很难惠及随迁老人。“福利”的缺失，让“老漂族”在异乡的生活更像融不进去的“外乡人”。

　　是“漂”在城市还是“留守”在家？他们放不下在大城市的子女和孙辈，但也难舍自己的乡愁。在纠结与彷徨中，他们还是坚定地成为了那些奋斗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最坚强的后盾。即使头发花白，也依然想要去托起孙辈，就像过去他们曾拼尽全力托起子女一样。

（九江日报全媒记者 周慧超 文/摄）

编辑：魏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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