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江走向延安的建筑大师 （上）

■　阿 詹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会址是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不是因为在技术上有什么成就，而是因为在这里召开了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七大’”。是谁如此“淡化”大礼堂的突出建筑成就？经几番查证得知，原来这话出自大礼堂的设计者和建造者自己——一位毕业于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而他1938年春从九江奔赴延安的“初心”却是为练好枪法，早日上战场痛击日本侵略者。这是怎样的一个传奇人物？让我们走近抗战期间，在延安“专为党中央盖楼”的九江湖口籍著名工程建造专家——杨作材。

从“足球小子”到热血青年

1912年10月13日，杨作材（原名杨克木，派名杨克穆）在九江龙池寺17号（现浔阳区交通路附近）呱呱坠地。父亲杨达聪是湖口县城山镇团墩村（原属东庄乡）杨草湾一位油漆匠人，清末民初在九江打拼多年，此时已凭借在九江火车站做枕木生意发迹。杨作材曾撰文回忆“童年时欢喜和工人在一起，玩弄他们的漆刷、角铲、斧铇凿锯，还喜欢看家里仅有的几本书中的房屋建筑花样……十六岁以前，去姥爷开办的私塾以及教会小学、私立中小学上学时，不好读书，只喜体育，尤酷爱足球”。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贪玩、调皮却自幼对建筑颇感兴趣的少年形象。然而，读书是要考试的，成绩考不好，当然不能算好学生。杨作材的“顿悟”源自大哥、二哥及蔡希欧老师的引导帮助。与蔡老师相识，是1927年秋在九江光华中学（今九江柴桑区第一中学）读初三时。蔡老师比他大十岁，是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热血青年。他知识渊博，教学严肃认真，数学课上旁征博引，传道授业兼解惑。课后又如和蔼可亲的兄长，循循善诱，不断启发这位聪睿顽皮的“可造之材”树立“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的信念。蔡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让这位“足球小子”如梦初醒，从此开始发奋。自此，师生之谊绵延了半个多世纪。杨作材一直敬重这位曾多次被评为省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及特等劳模的恩师，1978年还特意托在南昌工作的大哥给蔡老师捎去一件的确良衬衫，以表达对他的挂念。

大哥杨克刚、二哥杨克毅也是杨作材中学时代的引路人。大哥时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有幸受教于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先生；二哥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与鲁迅、沈从文交往密切。在兄长们的引导之下，杨作材“近水楼台先得月”，早早就接触到鲁迅等人的著作，为之后积极参与左翼文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9年，17岁的杨作材从九江光华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文预科。1932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1936年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武汉大学前后七年，除了积极参与新文学运动，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1931年夏家乡湖口的那场滔天洪水，几乎淹没了凰村周边十几里的农舍与良田，乡民流离失所，稻田颗粒无收。这年冬天，杨达聪承接了重修黄茅潭堤坝，建江堤闸，以排内涝的工程。由于妻子病逝、自己患病，精力不济，也为了历练幼子，他命杨作材休学一年，全程协理其施工。在对堤坝遇洪水即溃的原因仔细分析之后，善于动脑筋的杨达聪发现，直线型的坝体难以抵挡洪水的正面冲击，加之河沙堆积而成的坝基缺乏坚固性，于是大胆重新设计，将坝体改建成半圆形，缓冲洪水袭来时强大的冲击力，并充填大量石块在坝体底部，稳定了坝基。如此一来，效果立显，经他父子修建的黄茅大堤，再也没有出现溃堤之险象，尤其是1954年、1998年经历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在当地传为美谈。目前这是江西省唯一上报中央管理的堤坝，每年都由国家拨专款维护，被百姓称之为“皇堤”。

在北风呼啸的堤坝上，锦衣玉食的“三少爷”不仅体会到了受灾民众的困苦，也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土建基础知识及“勤恳做事，踏实做人”的严谨务实作风。

第二件则是参与了让整个家族为之自豪的庐山图书馆的建造。当时参与该项目竞标的，就有宋子文的岳丈、九江著名的营造商张谋知，能从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可见杨氏家族企业“杨荣猷营造厂”在当时业界雄厚的实力及专业水准。国民政府对此项目极为重视，专门筹措了8万大洋的建筑费，馆址由蒋介石亲自选定，位于庐山建筑群中心，直行200米即到“美庐”。1934年2月开工至1935年8月落成，期间杨作材利用寒暑假，跟父兄一起积极参与现场施工，终于在预定时间内将这幢屋顶为绿色琉璃瓦、三座二层“工”字飞机形联体宫殿式砖石混凝土结构、富有浓郁民族风格、庄重堂皇的杰出建筑惊艳呈现在世人面前。1935年8月5日，时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和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共同主持了落成典礼。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此发表抗日宣言，宣告国共第二次合作，举国上下掀起了共同抗日的高潮。如今，庐山图书馆已辟作“庐山抗战纪念馆”，2014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鉴证。

正是在这次施工中，对建筑有着浓厚兴趣的杨作材自学了设计、绘图到施工的系统知识，为后来在延安建造大批红色建筑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学生举行轰轰烈烈的反日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消息传到武汉，12月17日，武汉53所大中学校的120多名学生代表出席“武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会”成立大会，决定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为了阻止校区在武昌的武汉大学学生过江与汉口、汉阳学生会合，国民党当局下令封江禁渡。12月20日，杨作材同担任游行总纠察的省高学生何功伟（革命烈士，曾任鄂西特委书记）等学联代表一起率领学生同国民党省政府及右翼学生代表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晚近万学生沿江露宿，彻夜请愿，救亡的歌声此起彼伏。次日开始大罢课，学生们表示不让过江，绝不回校，迫使当局让步，轮渡开航，武昌学生终于过江和江北的请愿队伍汇合，共同开展了声势更为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有力声援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辗转奔赴圣地延安

1936年夏，杨作材从武汉大学毕业，前往上海吴淞扶轮小学教书，并以此身份为掩护，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国难教育社”活动。“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日益恶化，学校被迫停办，他只得离沪奉父母之命回九江完婚。

按照旧时习俗，婚配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在婚姻上是没有决策权的，同两个哥哥一样，杨作材自小就被定下了娃娃亲。父母经过一系列筛选和考察，从而确定下来的两个家庭间的联姻，相对懵懂的“自由恋爱”，有些却也较为牢靠和稳固，杨作材夫妇生死与共、携手终生便是很好的例证。新娘胡赣娥（参加革命后改名胡凌）小他一岁，由于家境不好，从9岁读小学开始，直到1932年19岁从九江当时著名的教会学校儒励女中毕业，都是得益于杨家的资助。1933年6月，胡凌考入南昌教会高级护士学校，这所学校免学费，还发少量津贴，但对学生要求极严，须在南昌医院做护士，半工半读状态下完成四年课程，绝大多数人难以坚持到底。到毕业时，同期入学的约50人，只有4人坚持了下来，胡凌便是其中之一。为此，她竟累得吐了血。1937年上半年终于顺利毕业，在南昌医院短暂工作后，回九江庐山医院当护士。同年秋与杨作材完婚。

新婚不久，杨作材便离家去了桂林，在大哥杨克刚所在的湘桂铁路测量队从事绘图工作，全程参与了湘桂铁路第二阶段桂柳段的测绘工作。杨克刚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学的是桥梁专业，学成回国后参加了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又到福建修建桥梁，并担任海底钻探队的队长。此时，作为湘桂铁路工程处副工程司（民国时期对工程师的称谓），主持部分湘桂铁路的建设。春节前，怀有身孕的胡凌随杨达聪一家来到桂林避难，与杨作材团聚。就在她临产前的一个多月，杨作材秘密离家，前往武汉。1938年6月8日，胡凌在桂林生下长女杨密如。

回到九江后的胡凌，“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得知一心想奔赴抗日前线的杨作材，已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的秘书、武大同学陈家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介绍，与董老相见，并携董老的介绍信，经郑州、西安到了延安，便决定追随杨作材前往。1939年冬，胡凌毅然将当时只有十多个月大的女儿放在家中，冲破重重阻力，只身前往重庆，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一边在北碚医院工作，一边等待时机北上。1940年初冬，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以吴玉章医疗小组名义做掩护，组织了包括胡凌在内的一批医护人员，冲破国民党的百般阻挠，顺利到达延安，近两年未曾相见的伉俪终得团聚。

“营造天才”大显身手

杨作材之前一直叫“杨克木”，到了延安，出于保密需要，准备改名。改什么名好呢？长女杨密如回忆道：父亲说杨木（即杨树）不是好木材，建筑上也不用，他认为应该让杨木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有用之材。因此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杨作材”，从此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一生。

1938年5月，初到延安的杨作材进入抗大四期军事队三大队六队学习，当时抗大分军事队和政治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军事队，只想早日练好枪法，尽快上前线驱逐日寇。因表现突出，经指导员卢克（后曾任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和副指导员王居义（后曾任广州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介绍，8月份被批准入党。随后调入抗大一大队学习。由于在武大求学期间兼修日语，曾逐段研读过日文版《资本论》并将其翻译成中文，暑假又去日本游学了两个多月，他的日文颇有些功底。1939年初调入总政敌工科敌训班担任日语助教，主要负责训诫感化日俘的工作，后调往军委总政治部敌工科任干事。在此期间响应毛泽东“提倡写书，提高战略空气”的号召，研读并翻译了日文版《列宁读战争论的笔记》，1939年9月，该书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单行本。

1939年5月，党中央意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决定成立自然科学研究院（后改名延安自然科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这是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几乎汇集了边区全部科技精英，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李强先后任院长。当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和任财政经济部部长的李富春号召各单位积极推荐人才，以充实技术力量。同为抗大学员的汤钦训（曾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局局长）是杨作材武汉大学的校友，他透露了杨作材有多种特长，尤其对建筑较为内行的“秘密”。不久总政敌工部干事杨作材奉命到自然科学研究院筹备组报到，筹建校舍。而后参与了永宁寨难民纺织厂（八路军被服厂）的恢复生产及振华造纸厂的筹建工作，由此“营造天才”大显身手，家传有了用武之地。抗战期间，杨作材多半时间都在忙着为“党中央盖楼”，经他设计施工建造的主要建筑有：安塞李家塌大礼堂、枣园建筑群、杨家岭建筑群，王家坪建筑群等。另外，他独立设计和参与建设的中办飞机楼以及陕甘宁边区大礼堂、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等，其图案被印在边区政府发行的纸币上而广为人知。这些红色建筑不仅为延安做出了贡献，也受到了中外建筑史的关注。

如今，在圣地延安的旅游景点中，“七大”会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和中央办公厅大楼是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游人必到之处。建于1942年春的中央大礼堂，既是延安时期非常重要的建筑，又是许多重大活动的场所。礼堂可以容纳上千人，从外观看具有欧式特点，内里却是陕北窑洞式的拱顶风格。整个礼堂没有一根立柱，利用圆拱形顶解决建筑的受力问题，显然，这种构造牢固程度更高。在当时既没有钢筋混凝土，也没有现代施工设备的情况下，能成功建造出这样一幢坚固耐用、历经战火和岁月洗礼仍完好如初的大楼，令人不禁啧啧称奇。1958年9月27日，恢复重建的延安大学首届开学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1959年9月，欢迎陈毅副总理的舞会也在这里举办。改革开放前，这座大礼堂被公认为延安最雄伟的建筑。作为设计者和建造者，杨作材也从此一举成名。

中央办公厅大楼建于1941年夏，在当时是颇为时尚的一座建筑，也是党中央在延安建造的第一幢三层楼建筑。火柴盒式，四四方方，中间的一层楼长，二层楼较短，三层又短些。因平面图像一架飞机，又称“飞机楼”。一楼的西大厅便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址。这座建筑尚未完工便引起轰动，时任总参谋长的王若飞派人送来一块石碑，上刻有杨作材设计建造等字样，拟镶到墙上，作为永久的纪念。杨作材认为不应为他个人树碑立传，当即命人将那块石碑当作普通砖石，砌到了东墙根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