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詹

建筑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建筑。

1989年12月4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的《杨作材同志生平》一文中写道：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锻炼和考验，呕心沥血，顽强战斗，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20世纪50年代初，徐特立（左）与杨作材（右）在北京合影。

在杨作材之子杨正的记忆里，爸爸总是很忙很忙，虽然步行稍远便显吃力，爬楼上台阶更是力不从心。打从他六七岁开始，便肩负起一个重大“使命”：同爸爸一起外出时，只要上台阶便用尽全力在后面推着他，久而久之，父亲竟有了“依赖”，闲暇之余，常常将他带在身边，父子俩却也在这“举步维艰”中享受到别样的温馨和快乐。

杨正跟笔者聊起父亲，他沉浸在深情的回忆中：我们姐弟五人，大姐和我年龄跨度16岁，这十六年恰是父亲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经历了避难桂林、走向延安（抗日）、奔赴东北（解放）、参加新中国建设四个重要阶段。大姐杨密如1938年6月在桂林出生时，父亲已于此前一个多月秘密奔赴延安，1940年末，母亲由组织安排到延安，不久，寄养在大姨家的大姐也被送到延安。二姐杨立，1941年8月22日在延安降生，彼时父亲正忙着建造中央办公厅大楼，由于之前成功建造了李家塌礼堂和枣园礼堂，父亲声名大振，就连毛主席都知道延安有位“杨工程师”，有次路过工地，主席亲切地招呼他：“笃哉（湖南乡音，即作材），能否帮我做两个摇篮和小木盆？”父亲满口答应，就地取材，手工打造好一对摇篮和木盆，托人给主席送过去。二姐出生后，主席派人送来一只摇篮，一只小木盆，内里还放了小米和红枣。原来毛主席之女李讷和我的二姐先后出生，主席定制的摇篮及小木盆早就“各有其主”，这个故事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

二姐8岁时，1949年4月2日，三姐杨林林在哈尔滨出生。4月28日，哈尔滨迎来解放。那时父亲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林务局局长，整天跟林木打交道，这也便是三姐名字“林林”的由来。正是“在林务局长任上，为抢运日寇留存的木材及处理山火，日夜忙碌得不到休息，人瘦到只有八十几斤，头痛欲裂，原以为患了中耳炎，后来晕倒送往医院，才诊断出得了严重的肺结核”（警卫员孙寿作语）。1949年冬，父亲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去大连治病。

四姐杨宏，1952年10月13日出生时，父亲刚经历过大手术，为治疗肺结核摘除了六根肋骨。虽然此后只有半边肺支撑着他，严重的缺氧导致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且影响到整体的健康状况，但他还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我（杨正）1954年4月16日出生时，父亲正在冶金工业部（原重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1953～1958）任上，彼时国家正在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是国家工业化。此后，不论是担任国家建委副主任（1958～1960），还是国家计委副主任（1960～1968），父亲主要从事国家基础建设等方面的领导工作。

杨作材全家合影

杨作材曾笑称自己“一生打杂”。打杂一词在九江方言中常常用到，意指工作不挑挑拣拣，遇到什么干什么。而杨作材的“打杂”，不仅干出了成绩，而且干成了传奇。

1944年，杨作材在延安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后勤工作。

接待美军观察组充分体现了杨作材的外交才干。1942年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建成后，他被调到中央军委（对外称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司令部）任办公厅副主任。1944年7月22日，美国政府派遣的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杨作材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外事组行政科科长，主要负责接待工作。他准确把握中共中央制定的接待方针：政治上讲原则，生活上多照顾。在《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中，老红军李耀宇回忆道：“日本投降前，边区司令部和美军观察组在一个大院内，互可通行，吃喝不分，就像一家人……观察组中方后勤由杨（作材）管理员总负责……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最好的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美军运输机从重庆运来五花八门的罐头、面包、饼干等。不久，我们觉得美国人饭菜太单调了，决定给盟军朋友改善伙食。皮脆肉嫩的‘延安鸡’和味道鲜美的烤肉饼，餐餐被吃得一干二净，延安厨师烤制的面包新鲜可口，极受他们的欢迎，从此飞机再也无须往延安为美军官兵运送面包等食品了，当时我们完全无偿供给美军观察组饮食。”杨作材也曾回忆：“那时美国有两派，赫尔利是反共的，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是同情我们的，他主张和共产党合作，派个观察组在延安，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于他掌握政策，工作深入，为巩固统一战线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显著成绩。

1945年11月至1948年2月，杨作材转战在热河省承德、赤峰、林西等地，期间戎马倥偬，惊险不断，在频繁的工作变动中演绎着一个个传奇。长女杨密如在整理出的相关资料中这样描述：“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组织上派父亲去东北工作，因蒋军截断道路，半途走不通，留在了冀察热辽军区任政治部秘书处长，因要与国民党谈判，军区调他到冀察热辽分局管外事工作。

国共双方代表于1946年1月13日签订停战协定后，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父亲是军事调处执行部承德三人执行小组的秘书，曾陪同杨得志同志至平泉，两人没带一名警卫，同国民党13军军长石觉会谈。之后正式会谈，军区司令员萧克是我方代表，父亲任秘书。谈判在西坝村的一间小茅屋里进行，离谈判不远的地方，双方战壕里都拉开了架势，随时准备接火。”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杨作材随后撤的干部陆续南下，到敌后打游击。1947年在热中地委任敌工部长期间，接收整编了韩梅村起义部队。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民主救国军热河独立第一旅，韩梅村任旅长，杨作材任旅政治部主任。

1947年8月，杨作材任热河省交通局局长，在筹划城乡交通、修路及进行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同时，深入一线，关心百姓疾苦，发现有鼠疫在传播，及时将情况通报函刊发在《群众日报》报头，使防治扑灭工作得以及时有效地进行。

黑龙江省伊春市在清末民初为原始森林地区。东北沦陷后，日本殖民主义者开始进行掠夺式的乱砍滥伐。1948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建立东北林务管理局，任命杨作材为局长。在任18个月，他此后三十多年对林业工作尤其是对伊春念念不忘。1984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由国家科委组织的林业工作座谈会上，他的发言稿特别提到：“1948年7～8月间，同东北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一起从哈尔滨出发，沿汤旺河到各林场调查了解情况。伊春当时还没有正式地名，只是南岔分局的一个作业所。有一条林业专用线从南岔站分出，全长105公里，终点站就叫‘105’，即现在伊春市的所在地，也是进入小兴安岭的主要通道……那时谁也没有料到，十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拥有15万人口的伊春市。前些年，当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报道伊春建市的消息时，就渴望到那里去看看，这次开会因身体不好，未能如愿以偿……遥祝伊春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伐木基地，而且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拥有现代技术的木材综合利用基地。”

杨立在兄弟姊妹中是最有故事的一个。

在延安的几年里，虽然年幼小，但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印象里我一直都是被爸爸宠爱着，当时爸妈住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上面一排。主席休息时到门口散步，见到爸妈总要问问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她在《忆我亲爱的爸爸》一文中写道：“1944年，爸爸是美军观察组接待组的负责人，有一张照片是爸爸抱着我站在一辆吉普车旁边照的，我保存的最珍贵的一个留念，每每想爸爸了，我就会看看这张照片，后来爸爸抱着我的照片，只取了爸爸的头像，被使用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湖口县博物馆等地方。爸爸知识渊博，精通文学、建筑、地理、历史，懂日语和英语，对中国历史，无论提到哪个年代，都能说出当时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爸爸爱我们每一个孩子，爱我们的家，爸妈一辈子相敬如宾，从不吵架。对我们的婚姻爸妈尊重我们的选择。爸爸对待身边任何人都是关爱有加，平等相处，从来不摆架子，上中学时，很多同学都喜欢到我家来和我一起做作业，一起玩。我小名叫毛毛，是妈妈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我取的。小学快毕业时，爸爸告诫我预则立，不预则废，人要有头脑，要多动脑筋，所以，给我取名叫杨立。”

杨林林对父亲的博学尤为感佩：爸爸看书可算是分秒必争，手不释卷。他的知识十分渊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好像没有他不懂的。我常常坐在爸爸面前的小板凳上，听他讲历史、讲哲学，真是一种享受，他就是我的“活字典”，是我的大百科全书，是我永远怀念的老师！

杨宏在五个孩子中，跟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多，跟笔者聊起父亲，她悦耳凝重的嗓音让人无法想象这是一位已年届七十的老人：我十来岁的时候，只要父亲有空，我就缠着他上街。那时家住西单，姐姐们在外地，弟弟还小。上街必定去新华书店，去书店必定买小人书，三国演义呀，水浒传呀，西游记呀，一摞一摞抱回家。有空他就慢声细语地讲给我们听，不仅讲连环画，还讲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好像天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父亲言语不多，也从不记得他曾大声训斥过谁。母亲是个急性子，脾气上来，父亲总是不言不语让着她。在家里，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在学习和工作方面，他尊重每一个孩子的爱好和选择，从不轻易干涉。但在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方面，他却是一个严格的家长，比如吃饭，嘴里不能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夹菜只能就近，不许站起来或伸长胳膊到远处的菜碗里挑来拣去。家里来了客人，大人们说话时，孩子不许插嘴，倒好茶水后必须回避，客人走时，要出门相送。一切“公家”的东西，都不能沾边，公车不能坐，电话不能打，包括他办公用的纸笔，谁都不准随便取用。

父亲给邻里的印象既谦逊和蔼，又很有原则。公车接送他上下班时，为不惊扰邻居，他总是叮嘱司机慢慢开，不能鸣喇叭，也不允许家人到路口迎送。以前老北京城的地下排水系统不大通畅，遇到雨水较多的季节，胡同里各种脏兮兮的污水就溢满路面。邻居们得知这里住了一位“大官”，请求他出面跟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以期尽快解决。父亲委婉地跟街坊们解释：国家对城市建设会有统一规划，不能因为我住在这里就搞特殊，请大家理解。

杨正告诉笔者：他们了解老家九江，是从给继祖母蒋顺华汇款开始。1964年4月5日，爷爷杨达聪去世。数月后，父亲利用出差机会顺路回了一趟九江，这是他自1938年4月离开家乡后唯一的一次返乡。父亲在祖父母杨达聪、尹乖亲合葬墓周围种下“北京杨”树苗，返京后他对自己的继母蒋顺华一直牵挂在心，从此以我的名义每月寄生活费供养老人长达24年之久，直到1988年老人去世。

父亲深爱家乡，想念亲人，此次回家惊动了省市各级政府，不仅派专人接待，还用专车开道，他感觉太兴师动众了，从此“怕”回家乡。每当家里的餐桌上出现豆豉烧肉、元宝烧肉、红烧鱼块这些家乡菜时，我们便知，跋涉过千山万水，父亲最爱的还是回味悠长的地道家乡菜。

父亲从不徇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注家乡建设。四女婿王嘉回忆道：父亲曾跟他提起修建柘林水库的往事。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永修县柘林水库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因资金困难，几度停工缓建。父亲得知后，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想办法降低工程造价，才有可能续建。”后经大家集思广益，根据木（竹）料“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才半年”的特性，在修建辅坝时用竹篾替代钢筋编筐加入石块，筑成坝基防止泥土流失，降低了部分成本，工程得以重新复建。

如今，柘林水库改名为“庐山西海”，已成为防洪、发电、灌溉、养殖为主要功能的大型水库，被列为“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最美的湖光山色”。

“建”的基本释义为建造、建立。杨作材几乎一生都在跟“建”字打交道。1989年11月12日，他逝世后中组部在《杨作材同志生平》一文中写道：著名建筑工程专家杨作材同志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