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疗队在星子的一年零两月（下）

■ 景玉川

三

“医者仁心，医乃仁术”。北京医疗队高超的医术与热情的服务给他们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从四面八方赶来求医问药、找医疗队救治的疑难病患者日益增多。有时人太多了，患者要在门外排队等候。徐德坚医生记得，当年他在九江卫校读书，实习时分在蛟塘，农民来找北京医生看病，正是午休期间，他劝那位老乡等一下。谁知门开了，原来正在午休的邵孝洪医生听到外面有人说话，立即开门为这位农民看病。更令徐德坚难忘的是，北京医生还经常晚上到老乡家看病人，打着电筒走夜路，风雨无阻。

1969年，新池公社几个沿湖村庄出现一种怪病：年轻的姑娘会突然无缘无故地大哭大笑，过几个小时后患者又会恢复常态，却对自己刚才的哭笑毫不知情，随后其症状又会反复出现。这种病先是在一个人身上发生，很快在场的其他人也跟着哭哭笑笑。几天之内，弄得整个村子的女孩子都这样莫名其妙地哭笑，农家人称之为“哭笑病”。这种令人恐怖的“哭笑病”不久也蔓延到邻近的公社，蓼南公社的村庄也发生了这种怪病，发作时病人会失去自控能力，家人没提防，患者会误伤身体。一时间此病搞得人心惶惶，户户不安，都害怕自家的姑娘也发这种病，但又无计可施。县里、市里和省里的医生也来看过，都不知何因。有的猜测可能是由于这里人食棉籽油过多，发病系农药中毒所致（棉花生长期会打农药）。但这一带农村人们吃的是菜籽油，再说那个时代食品缺乏，大米食油都定量，即使是棉籽油也不可能多食……后来北京医疗队来了，才找到了病因，解决了这一令人恐怖的局面。医疗队来后，队长高秀贤是神经科病的专家，带人赶往新池、蓼南，走访患者所在的村子。经过调查、诊断，他们认定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即西医所说的“癔病”，又称分离转换障碍、歇斯底里症。在缺乏有关知识的农村，年轻姑娘一旦得病，相互间容易“传染”。医疗队采取心理暗示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法，很快治好了这些年轻姑娘们的“哭笑病”，困扰这些村落两年多的“怪病”终于消失了，大大地安抚了人心。

当时推行“贫下中农进驻管理学校与医院”，领导乡村学校与卫生院的是出身好的“贫宣队员”，蓼南乡卫生院的崔金滚就是其成员之一。医疗队专家刚到蓼南乡，崔金滚就因血吸虫病引发了脾脏破裂大出血。由于医疗队专家的到来，及时进行手术救了他的性命。崔金滚全家非常感激，后来逢人便说：是周总理派来的北京医疗队救了他的命。

查金印先生曾在蓼南、新池两乡担任过领导职务。他说：北京医疗队感人的事太多了，可惜很多都忘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反映非常好。无论是在医院诊治，还是上门出诊，对所有来找他们的群众他们都非常和蔼，不厌其烦。

星子县是血吸虫疫区，很多像崔金滚这样的晚期病人。这些患者脾脏肿大，北京医疗队要给他们一一做脾脏切除手术，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他们还接待与治愈了许多疑难病人，像前文所说的新池、蓼南两乡的“癔病”。他们也给其他病患做手术，如当年苏家垱公社副书记黄友钧的胃切除、其妻宫外孕大出血，公社信用社出纳产后子宫收缩不良大出血昏迷，都是这些专家们出手救治的。

医疗队还在沿湖乡村做大规模的血吸虫病普查，医疗队员和几个公社（乡）卫生院的医生们一起分片包干，挨家挨户上门去收粪便，工作量大，而且又脏又累。多年以后，提起这些事，当地的村民和卫生院的医护人员都非常感动。

为了培养当地医务人才，北京医疗队当时有一口号：“留下不走的医疗队”。

本地的医务工作者与北京医疗队在一起共事，跟着他们学习，也得到很大的提高。董泉珍大夫回忆道：“王述武大夫指导我们卫生院袁医生做外科手术，如腹部外科脾切除，胃切除等；麻醉专家王吉鲜大夫则教我掌握硬脊膜外麻醉；在县医院，放射科大夫教我掌握操作Ｘ光机器和拍片、洗片，帮助我对农村常见病影像的诊断，如骨折、胃肠穿孔和肠梗阻等急腹症及气胸、肺炎等。有一次我拿出独立操作的Ｘ光片送给公社领导们看，并给他们讲解，他们非常高兴。县医院住院部有疑难病症时，医疗队邵孝洪大夫等专家常常会应我和袁医生的邀请，来卫生院参加危急重症和疑难病的会诊、查房，指导我们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专家们也经常被邀请到县医院去会诊、手术。耳鼻咽喉专家王直中大夫经常到县医院，指导五官科黄诗宜医生做耳鼻喉科手术；医疗队还在县里开设培训班，如心电图学习班、制药培训班等。徐德坚医师回家乡实习时，曾多次在县医院听他们讲课，他记得听课的还有来自安徽、浙江、湖南的医生。

苏家垱卫生院学徒罗林生曾参加在县制药厂举办的学习班，学习制药数月。医疗队的药剂专家陈兰英大夫给他们讲课，结业时陈大夫邀罗林生和其他学员一起合影。医疗队回北京后，陈大夫将照片冲洗出来，分寄给了他们。

1973年罗林生应征入伍，因为有在乡卫生院的工作基础，入伍后又被送去学了三年医。后来他转业改行，最后在县工商局退休。罗林生可能至今也不知道，那位曾经给他上课并与他们合影的女大夫，出身于名医世家，是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罗林生后来找出了这张珍贵的合影，使我们得以认识了陈大夫。

在北京医疗队专家们的指导下，星子县城乡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医疗队的医术、医德深受当地医务工作者的敬重，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董泉珍说：“他们的敬业精神和精湛医术，给我树立了榜样，让我获益终身，我将铭记一生。”

“文革”结束后，董泉珍1978年考入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工作。张筱清作为知青下放苏家垱，4月到苏家垱，比医疗队还晚一个月。她插队务农半年，11月调去公社当话务员。也许受医疗队的影响，后来她也进医学院学医，若干年后调往北京，与夫君董泉珍一起在西苑医院工作。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在苏家垱、蛟塘、蓼南等地工作的医疗队员工作、生活都非常艰苦。现年89岁的原蛟塘公社书记陶智洪，不无愧疚与遗憾地说：“他们那时太艰苦了，我们只是在医疗队到蛟塘和离开时，请他们吃过两次饭，过年过节他们也和别人一样，一人发一份票证。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得太差了。”

医疗队所在的乡村，遇雨天路上的泥浆便会淹没脚踝，出行不摔跤已属幸运，外出归来一身淋漓的泥水更是家常便饭。苏家垱条件比其他乡尤为艰苦，医疗队员们吃水、洗衣都在附近的水塘，他们中因而有人感染了血吸虫病。那时物资紧张，食品什么都要凭票，肉更少。他们偶尔也加餐改善生活，每逢加餐，麻醉师王吉鲜都会邀张筱清去吃。张筱清记得，他们的红烧肉是采用上海做法，用红烧肉烧鸡蛋。每当医疗队有空，张筱清便去他们那里玩，去得多了，彼此变得很熟。那时乡下邮政不畅，信件来去慢，她如果回九江探亲，会帮他们带信到九江寄发。她记得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盛大姐是苏州人，帮她寄信的地址是：苏州花驳港岸……

1972年2月14日，医疗队聚集在蛟塘过除夕，药剂专家陈兰英大夫因事耽误了，没有赶上与同伴们一起头天去蛟塘。除夕这天她要去与北京同事相聚，但天寒地冻，她又不识路，于是罗林生和医院另一位年轻人一起送她去蛟塘。苏家垱到蛟塘有十华里，即使在晴天，这条乡间小道也不好走，更何况连日大雪，路滑难行。陈大夫已年近五十，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远路。他们一路走着，平坦处两个年轻人小心扶着陈大夫，路陡他们轮流背着她，一路上摔过很多跤。每逢摔跤时，他们第一时间先护住陈大夫，怕她摔伤。遇无法走的陡坡，他们索性护着她顺坡滚下，好在雪厚，陈大夫身上没有多少泥。他们三个人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终于到了蛟塘。当他和同伴返回苏家垱时，已经天黑看不见路了。

四

医疗队在星子虽然只有十四个月，但这些专家们与星子的医务工作者和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离开后他们彼此之间常有来往，县医院的医生有幸去协和医院进修。王直之是五官科专家，与星子县医院五官科医生黄诗宜成了朋友，黄后来有机会到协和进修……

医疗队离开数年后，苏家垱、蛟塘、蓼南不少百姓如果遇上危难病，会自己到北京去找当年认识的协和医院医师，这些名医都会亲切地接待他们，帮助他们。已故蓼南公社书记易南生生病到北京诊治，协和医院的周竺安和一位姓武的药剂师就曾热情接待他，帮助他。

卫生局老局长欧阳怀少则忘不了那次北京之行，他回忆道：“医疗队返京几年后，上面给星子县分配了一辆血防专用车，要到天津提货。我便带着几个人赴天津接车，路过北京时顺便去协和医院看望当年的医疗队的专家，恰巧遇上了王直中和周竺安等医生。几位专家非常热情，他们自凑饭菜票在食堂弄了一大桌菜招待我们。餐间叙旧时，王直中大夫告诉说，你们县黄医生在这里进修。还问我们有什么事要帮忙，尽管说！”

“那时物资供应紧张，我想空手去天津接车不太好，于是提出想请他们帮我们买两条好烟。第二天，王直中大夫便让正在协和进修的黄医生将烟送到了我们的住处，并说不要钱。”

20世纪80年代，张筱清身体不太好，人很消瘦。她到北京去协和医院看病，但名院看病挂号都很困难，于是她找到了王述武大夫。王大夫见到她很高兴，并想办法帮她挂了号。她调到北京工作后，有条件与当年的专家们接触，但北京毕竟太大，专家们又忙，她只是与住在清华大学的王吉鲜大夫交往较多，因她们住处相距不远。可惜王吉鲜大夫在世纪初就去世了，外科王述武大夫也已去世了。退休后的王直之还到过董泉珍、张筱清夫妇在北京的家里做客，并合影留念。那是2013年的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三位朋友鄱阳湖畔一别四十年后相聚。照片中的王直之大夫，虽年过古稀，依然精神矍铄……

当年北京医疗队留给星子人深刻的印象，随着历史风尘的沉积，渐渐变得模糊、遥远，乃至消失。但在前县卫生局局长欧阳怀少的记忆中，有一幕场景，五十年来一直那么清晰，令他无法忘怀。

1971年冬，为了消灭血吸虫病，江西实施飞机灭螺。深秋水退，鄱阳湖露出了大片洲滩，这是血吸虫寄主钉螺的滋生地。那年深秋，人们在吴城外的洲滩上修建了临时的简易机场，供喷洒农药的飞机起降。飞机在辽阔的湖洲上低飞，喷洒灭螺药。过了一段时间，为了检验灭螺效果，医疗队员们上洲查看。这时已是1972年年初，大雪弥天，湖洲上冰雪皑皑，一片苍茫。朔风呼啸着扫过无遮无拦、杳无人迹的荒洲，令人寒冷彻骨，裸露的脸颊在冷风中如同刀削——同样的低温，潮湿的南方比干燥的北方给人感觉要冷得多。最要命的是：当这些专家们工作结束后返回时，由于水流变化与积雪增厚，他们被滞留在蚌湖公社（乡）对岸，无法上岸。日暮天寒，在冰雪覆盖的荒洲上，专家们又冷又饿，处境危急。县卫生局闻讯，急调县血防站那艘 “三忠号”小艇前往相救。“三忠号”劈波斩浪，急急赶到，才把这些专家接上小艇送上岸迎进屋里。屋里早已为他们烧好了几盆炭火，这些饥寒交迫、身子几乎冻僵的专家们一进屋，顿时感到温情与暖气扑面而来，有的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五十年后，当人们想象这一场景时，也许流泪的应该是家乡星子的父老乡亲。在那个讲阶级出身的特殊年代，这些京城著名医院的专家们，千里迢迢来到血吸虫病流行的穷乡僻壤，为百姓治病防病。他们中，有的年事已高，身体羸弱，有的因出身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还有不少文弱的女性……他们所来的星子县就在著名的风景胜地庐山脚下，在星子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天天在庐山脚下忙碌、救死扶伤，却没有人游览过这天下名山。

……

五十年前的五月，北京医疗队在苏家垱的专家们返京前与公社（乡）人员合影留念，这张有幸保存的照片帮助我们追寻那些珍贵的往事。尽管当年医疗队的人数与专家的姓名无法准确记录。但写下这些文字，用以表达家乡人民对当年协和医院专家们的感激之情。

（注：2016年，星子县与庐山合并为庐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