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和他的《辨石钟山记》（上）

■ 刘文政

李渤与九江的深厚渊源

李渤（772～832），字浚之，是后魏横野将军、申国公李发的后裔。据《新唐书·李渤传》记载：李渤的父亲李钧，官至殿中侍御史，因为不愿养母而被世人所唾弃。李渤感到羞耻，不肯出去做官。与二哥李涉一道隐居到江西九江（时称江州）庐山栖贤寺、白鹿洞一带读书，李渤从此与九江结了缘。他曾在此豢养一只白鹿，甚驯。进出长相随，人称白鹿先生，居室称白鹿洞。白鹿性随和，颇通人性，和附近的人很熟悉。李渤常骑着白鹿沽酒，白鹿聪明识路，亦能认识酒店和店主。李渤有时将酒葫芦及钱囊系在鹿角上，白鹿独自代李渤去沽酒，归来李渤一查看，所沽之酒与酒资分毫不差。周围的人都感到惊讶。

李渤当时读书的白鹿洞，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全国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唐长庆元年（821），李渤调任江州刺史。白鹿洞在江州近郊。他旧地重游，看见洞已修葺一新，便在那里为江州士子讲授国学，称“庐山国学院”，此即白鹿洞书院的前身。追根溯源，李渤应该是白鹿洞书院的创始人。所以现在白鹿洞书院还保留了纪念李渤先贤祠和后人雕塑的白鹿。

李渤刚到江州刺史任上，到处体察民情。发现朝廷度支使（管理财政的官员）张叔平，不顾百姓死活，在追征三十六年前所欠的税款。李渤便极力上书，为民请命。他对皇上说：“度支使要我追征贞元二年（786）逃户所欠四千四百一十贯税款。我所管辖的这个江州，只有耕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现在已经旱死一千九百多顷，可谓民不聊生。若按照度支使的要求，再强行追征三十六年前的旧欠税款，那不是雪上加霜嘛。如史官把这件事记载下来，我这个当刺史的罪责难逃倒是小事，可皇上爱民之心受到玷污可就是大事啊！我既上不敢负圣恩，下不忍鞭笞老百姓，在两难之中，我只有辞官回家一条路。请皇上体察微臣的这份苦心。”

这是何等的胆量，何等的情商与何等的智商？敢于拿来之不易的乌纱帽，同朝廷、皇上争曲直、斗输赢。最后他真的赢了。皇帝接纳了他的上疏，并下诏书说：江州所奏，实为恳诚。若不蠲容，必难存济。所欠旧款全部免交。

李渤在江州刺史任上不到一年的时间，却为民办了不少实事。如当时江州城南有一湖，面积一千二百亩。东抵北风嘴，西至滨兴洲，南接山川岭，北依浔阳城。因在阳光照耀下，波光粼粼，如满天星光，人称景星湖。由于湿地宽阔，给南来北往的行人带来诸多不便。李渤决定在湖之西侧筑起一道七百步（约二里）的长堤，南连今琥珀山，北接庐山路，以沟通南北交通，方便行旅之人。堤上还建桥安闸，调节水位，有利农田灌溉和水上航运。这一利好工程，极大惠及江州百姓。人们为感恩这位好的父母官，借燕召公决狱政事于棠梨树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的典故，将景星湖改为甘棠湖，将所筑之堤称为甘棠湖堤，后亦称李公堤。后来还派生了甘棠路和甘棠街。因此《新唐书》在李渤传中有这样的记述：“渤又治湖水，筑堤七百步，使人不病涉。”

李渤从读书到出仕，与九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爱这里的子民，也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田园农舍。在白鹿洞读书期间，曾到江州辖区湖口等地观光考察。写下了著名的《辨石钟山记》。本文将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李渤《辨石钟山记》的历史地位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江西省宜黄县人乐史（930～1007）编著了一本北宋初年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在石钟山目下全文引录了李渤的《辨石钟山记》：《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郦道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予幽栖者，寻纶东湖，沿澜穷此。遂跻崖穿洞，访其遗踪。次于南隅，忽遇双石，欹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焉。’扣而聆之，南音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音徐歇。若非泽滋其山，山含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不然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旧矣。如善长（郦道元字）之论，则濒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贯之。聊刊前谬，留遗将来。

贞元戊寅（798）七月八日

白鹿先生（李渤）记

《寰宇记》说，李渤这篇文章是他在隐居庐山读书时所写。这是不错的。李渤是长庆二年（822）出仕，被调回长安，任职方郎中。而《辨石钟山记》是写于贞元戊寅（798）。正是他隐居庐山读书的时期。李渤在记中也明确写道“予幽栖者”，还没当官。

太和元年（827）故吏湖口镇将吴文干将李渤此文刻在石钟山的石头上。修《寰宇记》时，乐史为了很好地记载石钟山，才全文录入书中。

唐朝，湖口还未立县，属彭泽县。后来的湖口县城当时只是一个军事单位。南朝·宋称湖口戍，唐初称湖口镇。吴文干是镇将，是将军，是这里最大的官。吴很看重李渤的文章，所以予以勒石存留。

下面就李渤《辨石钟山记》的有关问题，谈几点认识。

提到《石钟山记》人们恐怕都只记得苏东坡。因为他的《石钟山记》收录在中学教科书里。其实类似的石钟山游记的文章还多得是。1996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版的、刘文政和徐奠磐先生合作校注的、清光绪李成谋、丁义方编纂的《石钟山志》，就收辑了：唐代李渤《辨石钟山记》、宋代苏轼《石钟山记》、周必大《石钟山记》、明代何乔新《石钟山赋并序》、邱浚《后石钟山赋并序》、李龄《石钟山后记》、程敏政《石钟山传》、李东阳《思石钟山辞》、唐枢《石钟山录》、罗洪先《石钟山记》、清代彭玉麟《石钟洞叙》和高心夔《石钟山铭并序》等等。

但是，在这么多关于石钟山的“记”中第一篇却是唐朝李渤的《辨石钟山记》。虽然汉代桑钦在《水经》中有“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有“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的记载。但都只是片言只语。而渤记虽然精简，篇幅不长，但主旨明确，描述清楚，议论得当，是一篇完整的游记类的文章。苏轼的《石钟山记》写于宋元丰七年（1084），渤记比苏记早286年。

地以人传，人以地显。石钟山之所以闻名古今中外，苏轼《石钟山记》立了大功，但李渤的《辨石钟山记》却夺了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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