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3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过11月天气便冷了起来。凛冽的北风夹带着细雨，给大地平添了几分寒意。县革委会倪副主任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心里就像压着一块铅——堵得慌。入冬以来一直不舒服，头重脚轻、四肢乏力，出虚汗。在县医院住了很久，也不见好。妻子多次叫他到大医院看看，终因工作太忙，抽不开身。现在看来不去不行了。昨天县革委会张主任安排办公室小沈陪他到上海华山医院去认真诊断一下。晚上乘江汉轮去上海，二等舱，两张硬卧床，中间一个小茶几。

躺在床上，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在倪副主任脑海浮现。年幼时家景还算殷实，祖父坚持将自己送到私塾读了五年书。祖父死后，父亲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将一个好端端的家搞得乌烟瘴气，土改前已是一贫如洗，母亲一气之下悬梁自尽。父亲又不会干农活，带着十多岁的儿子几近乞讨。祸兮福所倚，土改那年倪家划为贫农，被抵债的土地、房屋又分回到自己名下。因为有文化基础，17岁的他参加农民协会，帮助丈量土地，登记造册，俨然成了土改工作组成员。土地结束后，成立乡政府，他任民兵队长。1952年12月入党，先后任乡长、区团委书记，从此步入仕途。1955年任区委副书记，1958年任副县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1968年以革命领导干部身份加入“三结合”班子，任县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成员，分管农业、财贸、知青。

想到这一切倪副主任感慨万千，如今正当壮年，本可再展宏图，干一番事业。现疾病缠身，难道就此一蹶不振？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二

天蒙蒙亮，轮船抵达上海港。多方打听才找到华山医院，门诊部前已挤满人，夹杂着各种乡音。倪副主任和小沈等到中午，仍不见动静，看来，今天是挂不上号了。两人好不容易在附近澡堂找到一个床位，还要等到夜晚十点后才能入住。第二天凌晨三点，小沈就急忙去排队，前面仍有很多人，到中午时分还在原地不动。当年遵照“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精神，大多数医生都先后去了农村基层，医务人员紧缺，各地慕名前往上海就诊的却异常多。站到下午一点，倪副主任觉得身体支持不住，只好又回到栖身的澡堂。第三天小沈早早去排队，今天总算排到前十位。谁知又和昨天一样，一上午几乎未动。倪副主任心里好不恼火。在县城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副县级干部多如牛毛，一个县革委副主任算老几？直到下午五点快下班了，倪副主任还没有挂上号。正当他一筹莫展时，从医院走出一位年近四十，长得白白净净、身穿白大褂的女护士，听到他们用九江话交谈，突然停下脚步，好奇地问道：“你们是从九江来的？”小沈连忙答道：“是的，我们是九江的。这位是倪……”倪副主任连忙拉了拉小沈的衣角。“这是我叔叔来上海看病，已经三天了，还没有挂上号，真不知怎么办？”那位护士说道：“现在病人多，都在十天半月前门诊预约，你们当然排不上号。”她停了一下又说道：“我也是九江人，嫁到上海后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乡音了。要不你等下，我去问问。”不一会女护士出来对他们说：“你跟我来。”从侧门进去后来到内科主任室。女护士对主任说：“这是我九江舅舅的儿子，几十年没有来往，这次病了三个多月，请李主任帮忙看看。”李主任五十岁左右，面色红润，微微秃顶，连忙说道：“杨护士长的亲戚，我一定认真看看。”

李主任询问病情听诊后开好化验单，约定明天上午八点到化验科检查。杨护士长得知倪副主任还住在澡堂里，连忙说：“我家就在附近职工宿舍，你们就在我家打地铺也比住澡堂强。”倪副主任死活不肯：“这已经帮了大忙，怎么能再麻烦你。”“乡亲乡亲，我在九江已经没有亲人。”说到痛心处，颇有伤感。就这样，倪副主任在杨护士长家睡了一宿安稳觉。第二天一早用完早餐，护士长带着他们来到检查室，很快检查完毕。李主任看了看检查报告，煞着眉头说：“你表哥身体有些问题，需要住院治疗。目前情况你也清楚，走廊都住满了，还有许多领导打电话安排都住不进，怎么办？”杨护士长看了看李主任：“既然这样，就让他住在我家，每天到你这里门诊，打针治疗可以吗？”李主任连忙点头：“可以可以！难得你一片好心。”在这位热心护士长关照下倪副主任就在护士长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按时到门诊打针吃药。一个多月后倪副主任痊愈了。临行前对护士长说：“这一个多月，承蒙您无微不至地照顾，真不知如何感谢。明天我就要回九江了。”他停顿了一下：“我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我一定尽力而为。”杨护士长夫妇目瞪口呆，想了半天才说：“我有个女儿，1968年初中毕业后到内蒙古插队，离家太远。如果能从内蒙调回内地，就好了。”倪副主任点点头：“好，我回去就办。”

护士长夫妇将倪副主任送到码头，挥手告别。

三

内蒙古协调函很快寄到，倪副主任大笔一挥“同意接收”。1974年3月，杨护士长之女陈红由内蒙古转调到九江。倪副主任亲自将她带到县城的土城大队，安排在大队小学任民办教师。土城大队当时工分值1.5元一天，民办老师每年3000分，每月将近38元，待遇跟当时在编教师差不多。转眼到了1975年8月，上海市知青办来九江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先决条件是必须上海知青且下乡三年以上。能推荐上大学是许多知青梦寐以求的夙愿，名额只有一个，竞争十分激烈。倪副主任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陈红，于是打电话给土城大队，要求推荐陈红上大学。当时全县上海知青约20人，很快推荐陈红之事在上海知青中传开了。有人竟然刨出陈红生父李某是反革命，死于狱中。其实，陈红生父李某原是华山医院的会计，1952年因与院长不睦、污其贪污下狱，李某在狱中自杀以证清白。陈红是其遗腹子。后杨护士长嫁医院锅炉工陈某，陈红由继父抚养长大。得知这一情况，倪副主任寻思良久，决定到土城大队蹲点，连续召开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大会。首先让陈红突击入党，接着召开各生产队队长会全体签名推荐陈红上大学，并严肃声明这是党组织集体决定，仅限参会人员知晓，出门后不得泄密。陈红在十天时间完成突击入党、上大学。为避免其他知青攀比，倪副主任又让县人民医院出具一张陈红病退回城的证明。将一切安排妥当后，晚上倪副主任和夫人一道，带着陈红来到上海知青办负责招生的徐主任下榻的县人委招待所，送去好烟好酒、土特产。他客客气气地对徐主任说：“这是陈红及其家人的一点心意，请徐主任一定收下。至于陈红出身问题入党时已经调查核实，陈红是由继父抚养长大。这次徐主任能招到党员大学生，就是你工作的成绩。”面对地方领导如此盛情，徐主任也就顺水推舟。第二天一早，陈红就随徐主任名正言顺地“病退回城”了。

故事结束了，主人公倪副主任在陈红的问题上，顶着巨大压力，促成此事，是知恩图报。据说粉碎“四人帮”后，倪副主任在“三大讲”中讲了一年多才“讲清楚”，之后，被调离权力中心到市属企业任厂长，直至退休。那位杨护士长并不知道当时这位中年汉子是县革委会副主任，仅凭一缕乡情，留其在家中治病养伤，医者仁心，心地善良。

愿世间好人终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