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丨(历史回眸)4月往事之——胡适的《庐山游记》

2023-04-08 19:21:00   长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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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往事之——

胡适的《庐山游记》

■ 冯晓晖

概述:

1928年4月7日,胡适与友人从上海出发坐船前往九江。4月8日至11日,游庐山,后坐船返沪。6月,胡适发表《庐山游记》。

评述:

胡适的《庐山游记》仅有1.3万字,也就是一部短篇小说的体量。胡适在离浔返沪的船上开始撰写这篇游记,回到上海后大约花了两三天时间进行补充修订后发表,似乎他并没有为这篇文章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然而,胡适的《庐山游记》却成为了民国时期著名游记之一,至今也没有哪篇近现代庐山游记的影响力能与之相比。可以说,它改变了人们对庐山的认知,它也改变了庐山。

胡适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务,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与领袖之一,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他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

篇幅很短的《庐山游记》采用标准的游记体,单线性的记叙,全文记录了胡适带着儿子与好友于1928年4月7日从上海出发,至11日众人准备下庐山回九江的旅行过程,全书以日分章,合计五章。

游记并不是一本流水账,胡适所记录、评述的,仅是他所重点关注的那一部分,在某些方面的记述特别简洁。没有长江上的见闻,没有吃、喝、住与花销的记录,在九江下船后上山到宾馆,仅写了250字。之后迅即向读者列出了三日的行程:

八日,御碑亭,仙人洞,大天池,五老峰,三叠泉,海会寺。

九日,白鹿洞,万杉寺,秀峰寺,青玉峡,归宗寺,温泉。

十日,观音桥,金井,玉渊,栖贤寺,含鄱口,黄龙寺。

胡适为此次游历做好了知识储备工作,并注意更新与补充。一路上他阅读、购买了一批庐山史书,回到上海后,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又查阅了一批佛家典籍和史书。游记中凡引用志书,皆标注出处。游记本是散文,胡适却将它写成了论文。

《庐山游记》又是一部有温度的游记,胡适将它写得随性且肆意,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情绪的变化。

三日游的第一天上午在山上。胡适先到了御碑亭,对御碑上的《周颠仙人传》的评价是:“‘流氓皇帝’欺骗世人的最下流的大文章。”胡适认为被朱熹思想支配的上流社会和被朱元璋妖言惑众欺骗的中下社会构成了冷酷无情的专制社会。有趣的是,他在次日游白鹿洞时,又给予朱熹极高的评价。

胡适将道士们占据的仙人洞评价为“俗气可厌”,香烟缭绕的大天池已“不成个东西”。不知为何,胡适在山上的心情很糟,《庐山游记》通篇没有出现欧美别墅,仿佛那几百栋房子不曾存在。显然,这是作者根本就不想去写的缘故。

这种心情也体现在对景色的描写上。作者游历了大月山、五老峰、三叠泉等处,都是应付差事地记上几笔,引用几句诗文,写得了无趣味。直到下山进入星子地界时,作者的心绪中才少了些烦闷,文字中透出了一丝清凉的气息。

当晚,胡适一行人入住山下海会寺。一夜松涛大雨,清晨雨歇,从海会寺出发的胡适心境大好。这么看来,很可能是前一天雨前的闷热影响了胡适的心情。在这一天的游记中,难得出现了对山水花草的描写,他还吟了打油诗。

胡适先去了白鹿洞,在这里他非但没有批评朱熹,反而对白鹿洞书院的历史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白鹿洞,他写出本书最具价值的一段文字(见后文)。之后,他走访了万杉寺、秀峰寺、龙潭和温泉。在温泉,他缅怀了陶渊明,又写了首打油诗。当晚入住归宗寺。胡适一路坐轿,手不释卷,开始频频引用志书中的文字。此时的胡适,更像个掉书袋的老旧文人。

在归宗寺的那晚,游历、阅读以及思索的积累,演化出了本书中最特别的一段。胡适开始了对庐山历史记载与传说的剖析,他尖锐地指出位居庐山“五大丛林”之首的归宗寺的传说极为荒谬。他认为,所谓王羲之洗墨池是后人编造的,归宗寺第一任寺主达摩多罗根本就没来过中国,而另一位被认为创建寺庙的名僧佛陀耶舍没到过庐山,归宗寺后金轮峰上的舍利塔的故事也是捏造的。

游记在这里做了非线性的跳转。胡适开启了执拗的考据癖,回到上海后的两天内翻阅了大量书籍,考证出是另一位印度名僧佛驮跋陀罗来过庐山一年,他接着深入挖掘,指出在日本的佛教典籍中错误产生的渊源。胡适为了批驳一座寺庙不靠谱的传说,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写了四千多字,占《庐山游记》全文的三分之一,这一段足可改成一篇论文。

行程第三天,胡适造访了观音桥、栖贤寺、含鄱口、黄龙寺等处,回牯岭街入住。这一天的游记内容较为平淡,少有情绪表露,不知是不是因前一夜在归宗寺做考据给累着了。当晚,他们一行回到庐山上的宾馆,决计次日下山返程。游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一段是胡适对他写作意图的说明。

待到胡适第二次来庐山,已是1937年夏天。这一次他已不再是游客,胡适参加了“庐山谈话会”,目睹了蒋介石发表“抗日宣言”。

以平视乃至审视的态度看待风景名胜,是本篇游记的与众不同之处。胡适将庐山景点作为研究的对象,没多大内涵的(如御碑亭),则简单评述,历史文化底蕴深的(如白鹿洞),则审慎地总结评价,遇到有疑点的(如归宗寺),就以“大胆假设,细心实证”的科学态度深入剖析,离开庐山回到上海后,仍继续研究考证,直到得出令他满意的结论。

为什么这么做?胡适在《庐山游记》的篇末特别给出了答案:“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或许好为人师的胡适就是这么认为的,《庐山游记》是一篇范文,告诉自己的学生,告诉中国人,游记可以这么写,科学的态度可以无所不在。

《庐山游记》至今无法被超越,就是因为胡适以文化学者的角度在游历白鹿洞后写的几句话:

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

(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胡适的“三大趋势”之说是近代对这座“人文圣山”最为概括、最准确的评语,它已成为庐山的标签,几乎所有介绍庐山文化的文章、视频中都要引用这段文字,至今无人能对其修订补充。

千年前的宋代,有位文人来到庐山脚下的西林寺,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诗作: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也是审视和思辨的游记,基于苏轼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阅历,他将对风景的欣赏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文以载道。游记有没有高下之分?当然有,它与读者的多寡无关,它与写作的形式无关,评价它的唯一标准,是它所包含的思想与情感,是浅薄寡淡,还是深邃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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