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学校在庐山的故事

■ 伊恩·格兰特　（加拿大）（翻译：陈晖）

1948年至1950年，我有幸在庐山上学。如我们学校的许多其他学生一样，我们总是回首在庐山的日子。庐山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美丽而又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它与我曾经生活的中国其他地方不同。我分别于1991年、2007年和2012年回到庐山。与我小时候曾经居住的庐山相比，这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仍有很多没变。

1881年我就读的学校在一个叫芝罘的地方成立。芝罘即山东省烟台市，濒临大海，环境优美。芝罘学校是由“中国内陆传教会”（简称为内地会）组织为基督教传教士的孩子建立的学校。它是一所英国寄宿学校，学校的学生来自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德国和瑞典等国家。其中约50%的学生是内地会传教士的孩子，其余的是其他教派传教士的孩子或非传教士人士的孩子。最初我们的学校由三部分组成，为幼童设立的预科学校以及女校和男校，男校的校长是总校长。每个学校有独立的宿舍、教室和娱乐设施。1934年男女同校的学校开办。学校的课程基于英国的教育体系，大多数学生在高三参加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参试的学生基本能考入此校。芝罘学校自豪地称自己是苏伊士以东最好的学校。

芝罘学校在芝罘办学持续到1942年。1941年至1944年芝罘学校部分师生转移到四川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办学。日本人袭击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后，美国、英国加入太平洋战争。所有居住在中国日占区的西方人立刻被拘禁，这包括我们学校的部分师生。在芝罘被拘禁一段时间后，我们学校师生被转移到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的一个大集中营。1945年日本战败后，西方人又可以在中国自由活动。由于国共内战，我们不能返回烟台。因此在1946年，学校在上海内地会总部的办公楼临时办学。1948年1月至1951年初，芝罘学校在庐山办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芝罘学校曾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等地办学。最后一所芝罘学校于2001年6月在马来西亚关闭。

早在1909年至1915年期间，内地会在庐山开办了一所预科学校，但是学校被一场火烧毁后关闭。学校的孩子转入烟台的学校。20世纪初到1951年，内地会在庐山的房产被用于传教士疗休养的场所。

1947年底，内地会从美国圣公会买下其在庐山牯岭美国学校房产。1937年12月底，在日本军队攻上庐山之前，牯岭美国学校师生全部撤离，学校永久关闭。学校房产被空置了十年，内地会买下此房产后对其进行了整体修缮。芝罘学校在圣诞节后的1948年1月开始授课。对于当时的120多名学生和20多名教职员工来说，牯岭简直是天堂。

我们在庐山就读期间没有直达山顶的公路，是从好汉坡下山。年幼和年长者乘坐轿子，但大部分人步行。山上所需要的绝大部分物资，如粮食、食品、家用物品、建筑材料等都是轿工抬上山的。我第一次到牯岭时只有8岁，我是坐着轿子上山的。我们到达山顶后唯一的交通方式是步行。

芝罘学校在庐山办学期间，是男女生同校。年纪小一些的孩子住在用前任校长麦卡锡名字命名的主楼顶层，男女生分住两边。稍大一些的男生住在麦卡锡楼的二层。稍大一些的女生住在用前任校长布鲁斯名字命名的另一栋大楼里，医务室在布鲁斯楼的顶层。两栋楼都有教室。食堂和厨房设在麦卡锡楼的地下室。操场在麦卡锡楼的下方，在布鲁斯楼的一侧学校专门开辟了一块地给学生学习种菜。

芝罘学校的课程是基于英国教育体系，有写作、阅读、科学、历史等课程。我在学校时年纪比较小，有些课没有上过。我们每周有一节汉语课，是一位中国老师教我们汉语，遗憾的是我们的汉语都不合格。我远在云南与父母在一起的弟弟成天和中国小孩一起玩耍，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可是等到我们回国后不久，他基本忘掉了。在学校我们学过很多歌曲，校长霍特先生为我们创作了不少歌曲。我们在烟台时就有校歌，到庐山后，霍特校长把庐山这块内容加入了校歌。

除了正常的功课外，体育活动也是我们重要的学校生活。比如足球、棒球、垒球，网球，还有跑步、跳高、跳远等田径运动。年幼孩子们玩“三条腿”和“麻袋”赛跑。在业余时间，我们自己玩打弹珠、跳绳、爬树、荡秋千，偶尔打打架。夏季我们喜欢在溪流和泳池中游泳。在冬季，我们坐着雪船从通往大操场的滑雪坡道飞驰而下，享受着速滑的快感。

远足是我们最喜爱的活动之一，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有猴子岭、三宝树、翡翠潭（现在的黄龙潭）、三圣潭（乌龙潭）、仙人洞、狮子跃（五老峰）、三叠泉等地方。我们这些年纪小的孩子需在老师的陪伴下远足。高年级的孩子会走得更远，比如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海会寺、鄱阳湖畔，他们会在那儿野营。我们的远足活动有的是自发的，另外是有规划的童子军活动。童子军是学校的社团活动，按照年龄分童子军和幼童子军，每类又分为男女两类，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服装。我们加入童子军有入团仪式和入团宣言。在社团中我们学习齐步走、结绳、一起外出行军远足、自己搭帐篷野营和做饭等。

每天起床洗漱完毕后，年纪小的直接下楼到地下室的餐厅用餐。早餐前在老师的带领下会祷告或唱圣歌，早餐是一大碗粥，配有花生酱和糖水。冬天是稠粥，夏天是稀粥，另外还会有鸡蛋、面包。中餐、晚餐吃米饭。我们印象深刻的一道菜是鄱阳湖的大鱼。牛奶是每天必备，最初喝的是奶粉冲泡的牛奶，我们很不习惯。后来学校买了奶牛，我们喝上了鲜牛奶。餐厅也被用作音乐厅，这里举办过短剧、小型音乐会、生日聚会。

我们学校有医务室，皮尔斯医生是我们校医。他有三个助手，其中一个是他妻子。每年皮尔斯医生给我们做全面检查，每个月我们都要测量身高和称体重。当有人从树上或岩石上摔下来受伤就得到医务室包扎，严重的甚至要给断臂和胳膊复位。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不同阶段接受过蠕虫治疗，这包括饥饿、药物和令人尴尬的灌肠治疗。病情严重的学生不得不在医务室常住，康复了才能回去上课。

我们每年有寒假和暑假两个假期。通常寒假很长，一般从12月中旬到次年的1月底，这样我们可以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们中的一些孩子在路途中要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因而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还有的孩子由于种种原因可能要一两年，甚至三年才能和他们的父母团聚。我们学校的暑假通常是2～3周，大部分学生待在学校。我哥哥和我，从1946年秋天到1950年末，我们只回昆明的家两次。从1950年底开始所有的西方人士不得不离开中国时，我和哥哥离开学校，在香港坐船到英国，我的父母在1951年3月才到达英国，几个月后我们一起回到家乡加拿大。

当我们离开我们的父母返回学校，大部分人有一段时间会想家，但渐渐地我们开始专注于我们学校生活。对我来说，我大概要花费两周时间不再想家。每周我们必须要给父母写信。小孩子常常觉得这是一件苦差事。尽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很丰富，可是我们经常不知道在信里写些什么。当我们收到父母来信时会很开心，父母写给我们的信比我们写给他们的信要长得多。

学校为了照顾年幼的学生制定“大哥哥”和“大姐姐”制度。每个年长的孩子都和一个年幼的孩子结对子，他们就像哥哥或姐姐一样照顾年幼的弟弟或妹妹。许多新生六岁多一点。这种人性化的制度对思乡的小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一种安慰。很多孩子在学校生活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和他们指定的“兄弟”或“姐妹”保持着联系。在牯岭的这几年是快乐的童年时光，但是只有父母才能给予的亲情无法弥补。

我们在学校快乐地生活和校长斯坦利·霍顿与他妻子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分不开。他们为孩子们的幸福所做的努力是真诚的，具有牺牲精神。有一件让我们难忘的事是我们敬爱的霍顿校长突发心脏病去世。我们大部分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唱着他为我们写的歌把他送到学校附近外国人的墓地，那是悲伤的一天。霍顿校长去世后，另一位老师担任我们的校长，直到我们离开庐山。

1908年1月芝罘学校校友在英国伦敦成立了校友协会。协会被命名为芝罘学校协会，协会一直延续至今。协会组织分布在许多国家的校友聚会，让他们保持联系，分享他们在芝罘学校的故事。芝罘学校协会年会曾在伦敦、墨尔本和多伦多召开。在洛杉矶、西雅图、芝加哥、温哥华、悉尼、奥克兰也时不时有聚会。

芝罘学校校友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是《芝罘杂志》。《芝罘杂志》创刊于1908年芝罘学校协会建立之时，一直延续到110年以后的2018年最后一期。后来校友交流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延续。多年以来，杂志积累了有关芝罘学校丰厚的资讯和回忆。在杂志的最后16年（2003～2018年），我是杂志编辑和出版人。芝罘学校在中国上学的校友现在大多已是高龄老者，人数正在慢慢减少。

芝罘学校协会最近的一项成就是在烟台市博物馆建立了有关学校大事记、档案和照片的永久陈列室。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感谢这个城市对这个项目给予的支持，感谢他们邀请我们中的一些人参加开幕仪式。

我是芝罘学校协会的会长。2002年我参加了美国牯岭学校协会的聚会，我作为芝罘学校的代表应邀成为他们的董事会成员。这一美好的合作关系持续了20余年。2007年，我们一些芝罘学校老校友参加他们的庐山之行，分享了他们对中国、中国人民，特别是对庐山的热爱。

芝罘学校老校友们称自己为芝罘人。自20世纪80年代，我们当中很多人愉快地重访中国，特别是庐山。1991年，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回到庐山，40年前离开时我还是个孩子，再次回到庐山已是半百老人。2007年我们一些芝罘人受牯岭美国学校协会邀请再次来到庐山，我们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2012年7月，我和一位芝罘老校友在中国导游的帮助下，组织20多个曾经在牯岭读过书的芝罘人重游庐山。参访庐山是我们参访芝罘学校前校址（烟台、潍县集中营、上海、庐山、乐山）三周旅行的一部分。时隔多年我们再次见到老校友，再次重返庐山是令人欣喜的。然而很多方面和我们年少时记忆不一样。例如汽车可以直达庐山，甚至在庐山上可以通行。不过还有很多仍然如旧，例如我们的校舍、我们称之为谷口（牯岭镇）的小镇、青山、溪流、瀑布和庙宇。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1991年我第一次回庐山时对庐山茂盛的植被印象深刻。过去树木被砍倒制成木炭，供人做饭和取暖，所以庐山只有矮小的灌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禁止砍伐树木，还种植了不少树，所以几十年后，庐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大提高，因而庐山变得更美丽。

芝罘学校在庐山的故事就此结束，希望你们感兴趣。对我来说那段在庐山的日子是快乐的。作为一个孩子，我们生活的另一面是我们的父母是宗教人士，他们来中国是为了用西方人的宗教思维方式来改变中国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殖民主义，也不知道我们住在中国不是因为我们被邀请了，而是因为19世纪鸦片战争条约的条件之一，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可以选择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居住。我想大部分传教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请接受我们为过去认知的道歉。此后我们很多人认识到西方国家在中国最弱的百余年里对待中国人是多么的残虐不公。现在我们很多人是带着遗憾和羞愧回顾在1949年中国人再次掌控自己国家前的黑暗岁月。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坚韧不拔的不再被西方人干涉的国家，这是值得骄傲的。尽管存在过去的种种，我们仍然很荣幸地回到中国，因为中国人民欢迎我们回到我们曾经生活和上学的地方，并如此宽容和友好，对此我们心存感激。我们热爱中国、热爱庐山，希望我们的友谊长存。

 ■ 作者简介

伊恩·格兰特，芝罘学校协会会长。1940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48年1月至1950年末就读于庐山芝罘学校。1951年和家人回到加拿大完成中学、大学学业。大学毕业后在政府社会福利部门工作，专门为身体、心理有缺陷的孩子及其家庭服务。退休后继续在此领域担任私人咨询师多年。作为芝罘学校的老校友在芝罘学校协会工作30余年，其间担任《芝罘杂志》主编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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