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新代

都昌是历史建筑较多的县，20世纪60年代笔者曾下放春桥乡，那里虽比不上后来声名鹊起的苏山乡鹤舍村等地，但也有她的风采，如有用长条石建成的茅店古桥，虽结构简朴陈旧但仍使用了数百年，有建于清光绪年斑驳的风雨亭，可供行者休憩歇脚遮风避雨，还有不少老民居，但重要的是她是明朝名臣余应桂的家乡。现在到其老家去，一座门楼上题有“司马世家”（准确地说应为少司马）的门额，即可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思索。

余应桂，号二矶，万历十三年（1585）出生。《明史》上有他的传，许多史书如《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等都有他的记载，清同治《都昌县志》中录存他的文章奏稿有10篇之多，数量为全志之首。到现在他原任职的一些地方仍有人写文章称他是“一代廉吏”。笔者下放的地点就是他的老家原春桥公社官桥大队。当年，余家嘴生产队队长余桂山和我们侃古，说这个地方曾出过一个宰相（后知道实为尚书副职），叫余二矶。余二矶小时候有一次在马矶山放牛，遇大雨不得归，于是就在山上一座小庙的神龛下睡了一夜。时值夏天蚊虫肆虐，他安然归来。他的伙伴很奇怪，试着也在那里睡了一夜，却被蚊子叮得满身是包。老家的故事流传似乎预兆贵人从小就有神灵护佑。年轻时余应桂就学于著名学府白鹿洞书院，他文采很好，在南康府试中秀才，在南昌乡试中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在北京会试中进士。所以志书上将他的老家称作“进士湾”，但当地百姓却是叫“余呈湾”，是原官桥大队的驻地。中进士后余应桂跨入官宦行列，先后在浙江武康、福建龙岩、澄海任知县，余应桂在为官任上，清廉耿介，除弊保民，不为子孙置恒产，受到百姓的拥戴和欢迎。如余应桂到龙岩任职后，不辞辛苦，四处察访民情。当发现贪吏猾胥横征暴敛，残虐害民时，立即大刀阔斧地重加清厘，合法的纳入正税，不合法的即以清除，贪污的不但要退赔，而且要加息上缴。当时，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的，有“耗羡”。所谓“耗羡”，就是地方政府在正税之外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各级官吏中饱私囊，而且这种“耗羡”的私派毫无定制，有的借军兴而私加，有的借增饷以擅派，有的因工程修筑而巧立名目，有的借解运税粮而加倍征收。余应桂闻知后，即下令禁止。又如余应桂在海澄为官，离江西都昌老家千里之遥，但他不带家眷，不用仆人，生活自理，日所餐用多食番薯，不去皮。生活如此俭朴的他，却将俸银捐献用于建造海澄军事防御工程，筑铳城，建腰墙，聚民众，利兵器，海寇久攻不能入，民赖以安。清《海澄县志》记：“余公莅任三载，不挈家眷，无仆婢供朝夕，日所餐者多用番薯，曰适口耳，或啖不弃皮，其廉介又不可及矣。”《海澄县志》人物卷将其列入名宦传，称赞他是一个清正廉明、受百姓拥戴的县官。龙岩、海澄两县的百姓，都自发立生祠纪念他。崇祯四年（1631）以后，余应桂又先后升任监察御史、湖广巡按、兵部侍郎、三边总督等职，虽然由小官升大官，由地方进中央，但他遇到的是一个风雨飘摇激烈动荡的年代，又是一个刚愎多疑的崇祯皇帝，所以此后在宦海中是三起三落。第一次余任御史时，两次上疏弹劾内阁首辅周延儒贪腐，当时周正被崇祯帝宠信，结果落了个“贬三序”（降三级）的处分；第二次是余在任湖广巡抚时，参与和造反的张献忠作战，当张献忠失败被困后伪降，他向主帅总督熊文灿指出有诈，但熊力主招抚，和余发生矛盾，借故上疏弹劾他，又遭贬谪。后张献忠果反，熊文灿丧师失地，被崇祯帝杀掉；第三次则是三边总督孙传庭战死，崇祯帝要任兵部侍郎的余应桂去接替。三边总督是陕西、甘肃、山西一带边防的最高军事长官，治所在现陕西定边县。此时已是崇祯十六年（1643）末，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一个光杆大军区司令，无兵无饷，崇祯皇帝只能派京军千人，拨了御用白银万两，由余应桂带去上任。这是真正的临危受命，他艰难地来到山西。此时，山西境内多数地盘已被李自成占领，余应桂无法到达任所。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他向崇祯帝上报了山西的情况，崇祯帝很不满，在余的奏疏上批曰：“应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来介霍间（即山西的介休与霍州之间）？”将余革职，由陕西巡抚李化熙接任，余返回家乡都昌。但离职后半个多月，形势急转直下，李自成渡黄河，长驱直入，3月18日攻破北京城，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自杀。余应桂可能是崇祯帝撤掉的最后一位封疆大吏，他经历了大明王朝的沦亡。

明亡后，余应桂在都昌忠于明王朝的情怀不变，清顺治五年（1648）正月，原左良玉旧部在江西反清复明，余应桂在都昌响应，纠集了3000余人，占据了都昌县城。清固山额真（满语八旗首领）谭泰率部镇压，11月派兵袭都昌。月中，因城中有内应，城遂破。余应桂自杀未遂，被执送南昌。12月22日在南昌被杀害，享年64岁。儿子余显临也一同遇害。死后，余应桂的亲属将其衣冠埋葬在都昌县城西的万茅山，国史上有传的“髻山七隐”之一的宋之盛为其作碑记。

现在有人研究和宣传这位历史人物，多依据国史、地方志、宗谱等文字资料，但作为正史的《明史》，其记载因隔代修志的原因，有所偏颇，有不符事实的情况发生，如在“余应桂传”条下记载其死因，讳忌说余应桂是因反清复明被清廷镇压所杀害，而说是“京师陷，应桂家居不出，久之，死于难。”和余应桂真正的死因大相径庭。现在和余应桂相关的实物资料少见，当年其家乡余家嘴生产队长余桂山曾和笔者提及土改时，曾在余的老宅发现过一根朝笏，想必是余应桂留下之物，但辗转至今已无踪影。数年前，有友人代我收到一副砖质墓志铭，是在市区西南郊区通畔垅土建时由挖土机挖出。志盖志底齐全，志盖上有“巡按湖广监察御史余应桂拜手书”字样，这是难得见到的余应桂实物资料了。通过对墓志铭的解读，可以从侧面增加对余应桂的了解和研究。如余写墓志铭时，已经是监察御史湖广巡按了，这个职位考察官吏不受干涉可以直达皇帝，官品不算高但权力重。而墓志铭的墓主闵质却是一介布衣，什么官职或功名都没有。且与他非亲非故非同乡，也并非富豪（如闵质家道殷实，墓志铭当用规格较高的石制），是一“清士”。他却能为闵撰书墓志铭，这是因为闵质“赋性明敏，博学广记，纳贤结客，以友天下士为己任”，是余应桂同志向的好友。尽管闵质“生于万历癸卯年（1603）”，而余应桂生于万历十三年（1585），余比闵大18岁，他还是愿意结交这么一位忘年之交。当好友不幸逝世后，他仍能来送好友最后一程。说明余应桂为人轻地位，重交情，有义气。余应桂的博学，从他留下来的文章中已有反映，在墓志铭中还可看到他对风水学也很熟悉，他写道闵墓“葬于本府城北之老鹳塘乙山辛向”，乙山辛向是风水学的术语，表示阴宅在罗盘中坐东向西，水流坤申（右水倒旋左方），为正养局，主家中人丁兴旺，福运绵长。实际上墓主闵质是很不幸的，“生母桂氏久丧，妻王氏亦丧”，自己也英年早逝，只“待年三十三岁”，剩下一个幼子闵琮只有十多岁。他借风水这个角度希望好友的后代能改变此种现状，有个好的变化。此外，余在墓志铭中写道“恐岁月深久，陵谷变迁”，希望见到的人能“幸加掩护，亦足以见仁人君子之用情焉”。说明余应桂性格善良的一面。闵质的墓葬，墓志铭中很清楚地表明是在九江城北（实为东北）的老鹳塘，怎么墓志铭却是在九江城的西南通畔垅出土的呢？该墓后来一定进行了迁葬。通畔垅的西边不远是桂家垅，桂家垅有桂氏村庄，闵质墓的迁葬很可能和他的母亲桂氏家族有关。当然这只是在没有发现其他线索下的一种推测。这副余应桂撰书的墓志铭，可能是这位经历了大明王朝沦亡的历史名人留下的唯一实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