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迎建
1968年下学期,复课闹革命,我们初中班的同学们上了几天课,指望学点知识,然而不久停课,将要下放的消息在班上传开来。在一次动员大会后,我被分在星子县隘口公社。人家告诉我,那里生活条件好些,回家也近。10月15日,县城广场敲锣打鼓,送我们背着行李乘车下乡,来到隘口公社大路湾大队。我们知青与县委会十多个下放干部分在星子县五七大军第一连第四排。
一
大路湾北面是庐山西南尽头,山峰相连如屏障,南面是东西走向的乌沙楞,西边尽头则为观口。风光绮秀,山陇分布有竹峦村、杨家坳、钱家畈等村落。
那时我个头小,体重才83斤。从井里挑水至食堂,村人嘲笑说我三头一样高,即人头与扁担两头一般高。还要学会砍柴,村民一天可以砍茅柴十二担,我们效率低,捆柴松垮,也能上山砍柴五个来回。
早晨,只要听到哨声响,大家就得赶快起床,列队下田畈劳动。先要在田头的旗帜下挥动红本子,读毛主席语录,然后动工。早收工回来也是如此,集体面向毛主席像读语录,再早餐,是谓早敬晚祝。我曾有《下放知青杂忆》诗记述:
凌晨吹响哨,草径履寒霜。
南畈整整队,红旗猎猎扬。
齐声诵语录,分头割稻忙。
归来休朝食,敬毕始开张。
田间劳动主要是插秧、耘禾、割谷、搭谷。起初,队里为我评的工分是3.7分。插秧我还行,一天能插一亩田,但后来推行密植,行距有规定,一天仅插六七分。记得有一次在烈日下,砍田旁土壁上的草。中途歇工时,乡人聚集村头,我则因口渴,寻见一户人家,看到灶上钵盂,误以为盛的是凉茶,端起来咕噜喝了一通。主人急来夺钵,说钵里盛的是潲水。我听后几乎要呕吐出来。“双抢”时,因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尿液呈血红色。自己看到也极惊慌,听人说要多食红糖,照方子调养,后来才渐渐正常。
1969年6月,小队长安排我与另一知青去守护稻谷。稻谷快要成熟时,成群结队的鸡群钻到田里叼谷。我们知青不带私利,防范鸡群最好。队长贫农出身,为人厚道,年轻时从花桥乡找了个携一女儿的妇人为妻。母女皮肤白净,都还漂亮。他有意将养女许配给我,希望我落户在当地,还希望送我去培训成为赤脚医生。后来他去县城办事,得知我父母是“三查”对象,这事也就泡汤了。
后来的劳动越来越艰辛,尝到了苦头。往往早工后弄饭,饭没有吃完,哨声又在催促上午开工。过了“双抢”季节,按说应轻松些,其实不然,那时常派我们去水库工地,有时要挑着行李与劳动工具步行十多里,去过观音堂水库、横塘乡水库。每个队里都要完成分配的土方量,还有山边炸石的任务。我有诗云:
秋收方停住,又令作水库。
棉被与筐锄,挑往横塘路。
担土增坝高,炸石令人怖。
过午仍未休,须验土方付。
我们冬天被分派前往涂山圩修堤。有一次通知大家早点睡,次日早晨四时农场发电亮灯起床,前往工地。谁知农场半夜发电,工地灯亮了,我们干了老半天,天才亮。送饭到工地,又接着干,那次我累病了,在工棚休息了一天。
我也跟从队里的青壮年劳力,从杨家坳背后的山谷爬过山口,到庐山垅里的一面坡上割芭茅,用于盖牛舍。我惊奇地看到,坡上有一道道整齐的石垒墙,说明古代有人在那里辟地耕作,只是后来都荒芜了。在杨家坳南面有一出口,不远处有驼背松,松身卧地,松盖偃地。村人说:“松树是千年齐顶,万年落地。”莫非此树有数千年,当年我在这附近也砍过柴。不知此树现在尚存否?一里路外,后来建了有名的庐山三石酒店。
那时传达最高指示必须不过夜,到每户。往往集中一些青壮年积极分子在大队部等候。接到最高指示,哪怕是半夜,也要燃起火把,敲锣打鼓,通知到每一家,甚至要走几里路。正是:
令下不能眠,齐集大队部。
最高指示来,半夜敲锣鼓。
火把燃领头,传达遍村户。
八里有独家,越山莫畏阻。
知青回家过年,得要向队长请假。我有一次借辆独轮车,运载两捆柴火回家。有诗云:
下放作田苦,我亦累病愁。
一天忙到黑,一年忙到头。
除夕家团聚,怕招父母忧。
肥肉一锅炖,得饱口腹求。
我下放第二年后,队里为我评的工分已有8.5分,可以说明我劳动的付出,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当时队里最高10分的工值有1.3元,在农村算是较高的了。
在杨家坳仅一年,后来将我们这些插队落户的知青集中在钱家坂,设了知青点。集体劳动也有个相互照应,而且还有下放干部当炊事员,知青安家费也分配下来。那时还养了猪,条件改善了不少。当时还以知青为主,组织文艺宣传队,我则因为会拉胡琴也加入了。农闲时,有了这些活动身心愉悦。后来隘口公社又组织了更大的宣传队,调了我去拉板胡,还到县城演出过。可惜,当年的队友有的已不在人世。
二
1968年至1970年,正是阶级斗争蓬勃开展时。下放没有多久,有次晚上在大队部开群众大会,批斗“四类”分子,然后勒令他们离开。但接着又有人喊口号:“地富反坏子女滚出去。”众人跟着重复喊口号。因为我的出身不好,心里怦怦直跳。
那时恶斗成习,我那个点的知青有一次半夜相邀集,我也被唤醒,敲开地主家门,勒令地主跪下接受批斗。有位知青,自己的父亲在城里前几天被戴上“漏划工商业兼地主”的高帽子游街,自己却在乡下用砖块敲打地主的脊背,向无冤无仇者下手,于心何忍。我有诗云:
夜半月光斜,敲开地主家。
叱令双腿跪,拳击脊背麻。
应知拷打者,其父亦揪查。
我观徒袖手,恐讥立场差。
那时乡下的四类分子必须一个月做一天义务工,没有工分报酬。有一个单身汉富农,在义务为队里砍柴时,下身只穿短裤。乡人见状笑他吝啬。他说:“皮肉划破了可以长好,裤子破了没人补。”
就我所见,地主之子与富农之子有区别。观口村有个地主钱沆的儿子,整天干活不发一言,休息时呆若木鸡,神色淡漠。富农子女相对开朗活泼一些,杨家坳有一富农子常讲俏皮话,兼之劳力强,没有人小看他,还曾邀了几个伙伴随我一道步行到县城玩并合影。还有一个富农子小名球儿,嘻嘻哈哈,不乏机灵,曾带我上山涧里抓石鸡。稍有不同的政治待遇,给人心理挫伤也必有不同,形诸言行,不难观察得到。
三
下放后不久,大路湾大队与观口大队合并了。要搞“一打三反三查”展览室,让我去画批判阶级敌人的画展。1970年春,因为要宣传当时省革委会主任程式清推行的“八字头上一口塘”模式,公社调我去绘制规划示意图。上级专门安排了两名公社干部当导游,陪我在隘口公社为民、红旗、星星大队走了个遍,就为了让我对那一片山山水水亲近起来。谁能料到,观音堂山在四十年后,竟然耸立起来了世界最高的弥勒佛,成为亮丽的景观。2013年我应邀为《东林大佛话净土》(江西美术出版社版)撰稿,曾描写这里的山川:观音堂山一带,地势开阔,山川景色秀丽。从卫星俯瞰照片看,群山环抱,山水相连,植被丰茂,一条龙脉自庐山发源,蜿蜒而下至此而止。山环水抱,与匡庐相呼应,形成典型的回龙望祖之态,龙之右侧呈凤凰展翅状,构成一幅“龙凤呈祥”图。
每当我回想有幸下放在这样美好的地方,当年那些辛酸的、黯淡的而又不乏愉悦与憧憬的印记便交织在心头,真想有机会再去踏访一番。
四
在公社“八字头上一口塘”的绘图工作仅进行一个多月,又由五七大军第一连连长吴林香介绍我去观口小学当民办教师,住进高屋大宅里的一间地板房。
观口,因庐山垅口处有景德观而得名。背倚庐山康王谷,东面即乌沙楞山脊尽头,还有桃花岭。南面左为牛头山,右为马头山,相连接的是马头水库大坝。坝外属于九江县,再往南,有荆林古街。西面山有出口,不远处有渊明古墓,再向西即通远,古代圆通寺遗址所在地。观口村庄依山脚而建,整个田坂是三里见方的平坦地带,是康王谷水冲积形成的小平原。村庄东为钱姓,西为傅姓,大村古宅甚多。
观口小学仅有詹老师与我教学,他是有工资的正式编制的老师。三间教室,中间大教室有两个年级,上这个年级的课,另一班的学生就要出来,称为复合班。其实我是初中毕业,无非教简易课文,认几个字,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学生上体育课时,要在一旁监督不能出事。有个半边篮球场,是学生们最热闹的地方。为了勤工俭学,我还带学生进康王谷砍柴。
没过多久,观口热闹起来,因为修庐山山南公路,入住了很多民工,项目指挥部也设在这里。上级调来星子县革委会宣传组的笔杆子马先生,他是上海人,主要工作是宣传报道。马先生征得我同意后,搬进我的房间。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有关大城市的一些知识。然而,我的不少同学陆续上调,出身好的、有背景的差不多都走了。我向连长吴林香提出希望上调。1971年1月,星子县砂石公司招工,吴林香给了我一个招工指标,这才得以告别乡村,脱离了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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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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