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致本 口述  陶良飞 整理

1949年的春天极不平凡，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取得节节胜利。

记得当时家乡德安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村上驻扎着解放军四野部队，他们将炮弹搬上楼，军马牧放骆驼山。南下工作干部日夜荡桨划船向灾区发放小米，救济灾民生活。那年我十七岁，由于田地被淹，未能继续上中学，在家放牛干农活。一天，二区黄桶铺区指导员贲兆延来到父亲执教的私塾学堂，得知教书先生有个在家赋闲的儿子，便派人将正在干农活的我唤回。指导员见我人才貌品又是个中学生，立即要我跟他们一起干工作。父母犹豫了，说要和老祖母商量再商定。没过两天，家中又来了两个扛枪的区干部，一个叫于德江，一个叫朱宝荣，他们坐在老屋堂下天井边的竹床上，妈妈给他们倒了茶水，然后我就这样随他们到乌石门转了几天。至今我还记得县委书记陈琴（广东人，那时称政委）用手摇电话机在那里日夜指挥全县剿匪战斗的情景。县长吴庭兰（八路军营长出身）在邹桥、聂桥片区抓土匪。当时正值酷暑，我们每天到观音阁边博阳河里游泳，绕着七星石游来游去，非常开心。

后来，我随南下干部张成山等开往洞霄山剿匪。1949年的7月初，我们第一天晚上住在赵家桥（现德安县林泉乡境内），安排我拿枪站岗放哨。一个刚出校门远离家门的中学生，从未受过军事训练，也未打过枪，对这一切感到新鲜好奇，就这样懵懂而勇敢地扛枪站岗。深夜人们都熟睡了，山村一片漆黑，我不时地产生一种恐惧感，不知什么时候会出来土匪，鬼神和豺狼虎豹。两个小时过去了，有人换班（当时好像是靠焚香计时），我回到睡觉的竹床边。被抓来看押的土匪要水喝，我也不敢给，一个劲往被窝里钻，一觉睡到大天亮。当时土匪活动猖獗，有的顽匪穷途末路，用布绑扎洗衣木槌假充手  枪威吓百姓；有的土匪搞内应外合叫嚣攻打区政府。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潜入深山老林后，鱼肉人民，剿匪形势非常严峻，工作艰巨复杂。

在赵家桥这段令人难忘的日子里，军管会委员、德安县委宣传部部长唐惠民（新四军出身，《新四军从这里走来》主编）腰挂左轮，雄心胆壮，指挥片区剿匪工作，经常开会研究，分析匪情，深入敌后，分化瓦解匪徒。南下干部于德江同志（后任德安县委代书记）教我唱革命歌曲《将革命进行到底》。

然后没过几天，由于任务的安排，上级将贲兆廷、张成山、杨友国和我等四人从赵家桥调到洞霄口（国民党伪乡公所）邓塘湾，在这里先后住了近三个月。

邓塘湾石级台阶村落，峡谷景秀，树木参天，风光优美。这里居住着二十几户农家，主要靠低产垅田生产粮食。该村北靠梁家山、大彭山，是国民党洞霄乡公所在地。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摸清基本情况。那时我们吃住在老百姓家中，一个月领八角薪金。记得我当时每天都提着一个石灰水桶，拿着旧扫把，到伪乡公所门前及路边民房用石灰水往墙上写大字，如“扛枪投诚者受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标语口号，我虽读过几年私塾又念过中学的，写筛子大的字还是头一回。经过苦练并未难倒我，但石灰水沾在手上身上却挺麻烦，有时脸上成了花脸猫。土匪和通匪的人看到大幅标语，受到震撼，有投诚的，也有前来举报的。

有一天晚上，当我站岗时，突然发现一道火光从不远处坡下往上移动。这时夜深人静，我心想哪来的光，是不是土匪夜袭，壮着胆子紧握手中枪，子弹推上膛对着前方目标急忙发出响亮的喊声，“口令？干什么的？”火光马上消失了。原来是位老妇人端着一盏菜油灯，为家人治病去邻居家里找雄鸡血酒请马脚跳神。她被我一喊，看到我拿着枪，吓得魂不附体。人倒了，油灯也跌灭了。我见状也不知如何是好。

还有一次，工作队与房东邓姓家人一起围桌吃晚餐时，指导员贲兆廷突然接到送来的情报，在菜油灯下细看。工作队有人暗示指导员注意老房东斜目偷望，贲兆廷马上板着面孔怒斥房东，“你看什么？”他用手锤击饭桌，弄得盘中米粑四散滚落。气氛顿时有点紧张，吓得房东儿子、媳妇忙向指导员解释：“老父亲不识字，是文盲。”指导员这才转笑脸以示歉意。可见，当时剿匪时期，大家警惕性极高。

一天早晨醒来，阳光四射，发现工作队里贲兆廷、张成山、杨友国三位年长的战友一个都不在，心里纳闷，我连忙问：“房东，他们呢？”老房东说，关押在后房内的三个土匪昨晚爬窗跑了，他们三人发现情况后，带着武器半夜就上山追土匪去了。我心想这怎么办？以防不测，我叫老大爷马上将堂前我们的睡铺拆掉，把被子军毯等物品统统搬入房间，我立即胸佩德安中学三角证章，叮嘱房东家人，遇到外人就说我是你家孩子，不要暴露剿匪工作队的身份。因为当时刚解放，土匪穿着便衣，鱼龙混杂的事经常发生，有时剿匪队员与土匪同坐一条板凳，事后才知道土匪的身份。出于安全考虑，当晚我们就转移了住址，搬到了一户贫户家中，狭窄矮小房子里，尿桶就摆在床头边。大家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又开始新的征程。

后来才知道，被临时看押的三名匪徒利用要水喝的机会，互相解掉捆绑的绳索，撬断窗户的木栅子，用长板凳垫脚，翻窗向后山逃跑。

1949年夏末秋初的一天晌午，我们突然接到指挥部命令，有情报称一股土匪正在梁家山开会。我们一行十余人，身着便装，头戴插满青枝伪装的草帽，一路急行军，快速向梁家山进发。可没等到我们到村庄，山上看野猪的棚内，发出敲响竹筒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有人在为土匪通风报信。当我们走进村庄，土匪已闻声向深山仓皇而逃，准备的饭菜、鱼、肉、蛋全在锅里。当我们发现有土匪由村前小河沟陆续向深山逃窜时，边追赶边举枪射击，当场打死一名土匪。我扛的一支湖北造长枪由年长的同志使用，十四岁的小芦勇身挂两个手榴弹与我一起做后勤工作，战斗将近一个多小时才结束。虽未抓获全部土匪，但通过这次战斗行动，群众看到了我们剿匪的决心，同时也看到了我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好作风。经过反复的剿匪宣传，发动减租减息运动，群众思想觉悟也慢慢提高，部分基层群众向我们靠拢。通过攻打梁家山，打击了土匪嚣张气焰，有的土匪缴械投诚，有的弃暗投明洗手不干。

一天上午，张成山、杨友国和我三人来到计家垅了解情况，发现前面走来八个彪形大汉。在那草木皆兵的年代，疑为乔装打扮的土匪，并非神经过敏。因为当地有传言，大土匪头子、反共青年救国军第四支队长罗其淦就是头发垂肩，身挂两支快慢机，经常挑着货郎担神出鬼没，周边群众谈罗色变。当时九江地委、行署布告，农民抓住罗匪奖耕牛一头，其他人抓住罗匪奖银圆三百。部队配合地方日夜追捕未果。张成山（后任二区副区长、德安县副县长）果断命我端着步枪，子弹上膛，瞄准对方。经检查发现那八个人操外地口音，无任何身份证件，更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将他们一个个搜身后，反绑一串带回驻地邓塘湾。村上正开群众大会，没有一个群众认识他们。为慎重起见，经研究决定，暂放回一人到当地政府开证明。事后查明，他们是从马回岭来山里砍竹子的农民。可见当时的社会剿匪任务是多么艰巨复杂。

经过三个月的剿匪工作，使我思想上受到深刻教育，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坚定了干革命的信念。后因工作变动，我离开了剿匪工作队和另一位战友同去九江地区公安处参加第一期公安干部训练班学习，从此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