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仁寺往事

■ 钱 政

太平天国占守九江期间，清军采用长期围困反复攻城战略，又是挖地道埋炸药进行爆炸、又是大炮轰击，花了五年多时间才最终攻破城池。在这攻城期间，城内不少建筑物连同能仁寺内大多建筑都被损坏殆尽。同治九年（1870）时任江西分巡广饶九南兵备道、九江关督长白景福带头捐银1000两，加上地方各级官绅、佛教信徒集资重新修建破损严重的能仁寺，经两年的修建到同治十一年（1872）能仁寺方告修复竣工。

在其后的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能仁寺处在“释道共院”状态，这从寺内大胜塔第五层壁龛中绘有两幅道教神仙彩绘肖像画中可见一斑，特别是从20世纪初外国人拍摄的一张能仁寺照片中，能仁寺大门门头上清晰可见“万寿宫”三个大字，这说明当时能仁寺内也是供奉道家许真君的道场。当时能仁寺不仅有佛事活动，也有道教论道的场景。这与社会不安定，战乱不已有关，加上那时道教在民众中尚有强大的宗教影响，在道教信徒看来许真君是斩魔去妖的神仙，这正好符合当时民众渴求去灾祈福盼望社会安定的心理需求，也与清廷统治者大肆宣扬、咒骂太平天国为“妖魔”的政治需求有联系，再则与当年寺庙香火不济由“道教”参与其中也是一种因素。“释道共院”的情况至今在九江也不乏见，例如，位于九江新港鄱阳湖畔的“布袋古刹”就是一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社会宗教活动中逐渐出现“释盛道衰”的局面，千年古刹能仁寺最终重新成为单纯的佛家念经拜佛修行之地。

民国时期历任能仁寺的方丈有修一、静修、禅静、惠禅、如相等人，他们先后执掌能仁寺法席。民国时期能仁寺寺院土地不断遭受蚕食和占用，从1922年拍摄的一张能仁寺照片中可以清晰看到，在大胜塔下的一栋平房建筑大门外挂有一块招牌，上面书有“江西陆军被服厂”七个大字，照片中还有一位外国水手模样的人站在大门口外，此照片极可能是外国人所拍摄。在那个年代军阀混战不断，能仁寺常被江西督军们占用，寺内历任方丈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的份儿，也就不足为怪了。

更为糟糕透顶的是，能仁寺不仅有时被征作他用而且寺内土地也被霸占。1930年法国传教士在九江的总负责人罗望达强占了寺院东南原“冰山雪洞”名胜所在地，兴建了九江修道院；1931年2月基督教美以美会强行划去寺院西边的空地，兴建基督教学校——诺立书院。在与官府勾结的西方宗教势力面前，尽管方丈惠禅率众据理力争并两次提起诉讼，但均以失败告终。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年间的能仁寺在清末民初岁月风雨中的遭遇，向世人展现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佛门艰难坎坷之路。

在“文革”期间，各地纷纷开展“破四旧”活动。九江市区的一些宗教场所，如能仁寺、天花宫、道观、教堂……成为首批“破四旧”对象。当年参与对能仁寺进行“破四旧”的一位红卫兵向我详细讲述了当时的真实经历。

1966年7月初，当年的红卫兵受学校红卫兵组织派遣，进驻能仁寺，进行一系列所谓“破四旧”的革命行动。他们身佩红卫兵袖章，手拿毛主席语录本，一进入能仁寺便强行规定僧人们停止一切诵经、焚香拜佛之类佛事活动，并且关闭前后寺门，不准群众到能仁寺内进行“宗教迷信活动”。接着他们对寺院前殿的“四大金刚”能推倒的就推倒，推不倒的就移位。他们把寺内和尚集中起来学习，要他们端正学习态度，交代在“迷信活动”中的所作所为，交出从群众那里“搜刮”到的金银财宝。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寺院僧人进行单独审查、逼供。对普通和尚而言他们的财产很少，所以刚开始大多能积极配合交代自己在“迷信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及交出“搜刮”到的财产；而寺内的方丈和副寺只交代在“迷信活动”中自己的手法和佛事活动的材料及法器，拒不交代“搜刮”到的金银财宝的数量多少。因为能仁寺和尚们交出金银财宝的多少，涉及到红卫兵来此“破四旧”取得的成绩大小。为此，红卫兵将主持和副寺分开关在不同房间里进行隔离审查，不交代就轮番审问不让睡觉。僵持几天后，红卫兵在他们住所内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进行搜查，终于在墙壁内、地板下找到一些金耳环、金戒指、金砖及少量古玩。这些是这两位僧人负责保管的寺庙财产。对他俩进行的批斗只能伤及表面，而寺产在他们手中失去造成的痛苦，可能也只有出家人才能理解。随着这批金银财宝被搜出，作为“破四旧”的辉煌战果而受到红卫兵组织的大肆宣扬。

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能仁寺造反的红卫兵行动越来越野蛮，大雄宝殿里几尊硕大的塑像，干脆套上粗绳索用汽车拉倒，直至粉碎才罢休。他们焚烧寺内珍藏的各种佛经，并把寺内僧人全部赶出寺门，让他们在世俗社会中自谋生路。然后有的单位和个人占住在寺内，直到“文革”后才陆续被请出能仁寺。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到能仁寺等一些佛教场所疯狂进行“破四旧”行动的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罢，其中有些人如今经过人生的迷茫、波折、坎坷……而将精神寄托转向佛门。他们经常到包括能仁寺在内的庙宇来烧香拜佛祈求佛祖赐福、保平安，这又多少有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