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沈黄小    整理：洪应龙

农科所又叫知青村，是当时黄岭公社建的知青集中居住点。其实叫创业队更合适。因为它不是科研机构，而是一班以上海知青为主体的“新型农民”的生产单位和劳动场所。

时间追溯到50多年前，从1968年到1971年，组织分配到黄岭公社的插队知青基本到位，他们分散居住在各个生产大队下面的村庄。黄岭公社虽小，但地广人稀，各自然村距公社都较远，又无公路，交通不便。为了便于管理，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先将散落在各村的部分上海知青集中起来，建立知青新村，级别为公社下属的独立单位，暂名农科所。这项工作由党委委员、武装部长吕学文主管。我是带编制的退役军人，当时正等待公社安排工作，吕学文便推荐我担任知青点的负责人。记得同时进农科所的还有贫农代表叶为春、汪火德、白云村老赵等共七人，他们都是老党员、老干部。班底组好了，筹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农科所地址选在凤凰颈一侧的荒坡上，背倚南山，边上就是聂家山水库。有山有水，是宜居之地，坡上坡下有好几百亩未开垦的荒地，可供知青挥洒智慧和汗水。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知青来了，还没房子。我们不顾天气炎热，带领知青到山上背树，在荒地里割茅草，搭建土坯房。当时，农科所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上百名知青和农民代表一起挤在草屋里，男女分开睡通铺。虽然米饭管饱，下饭只有青菜、咸菜。知青们免不了要家中接济，谁家寄来了罐头，都会相互分享。虽然环境艰苦，知青们依然热情不减，和我们一起挥锄挖地，没有人畏缩偷懒，并将这片荒地美其名曰称为“我的北大荒”。老话说，种地的怕开荒，坡上坡下杂草丛生，碰上巴茅尚好，只需一把火解决，若碰到一片竹林，大家连吃奶的力气都要用上。多少个日出日落，知青们手握挖锄每天重复着机械地劳动，腰酸了，腿肿了，手上血泡连着血泡，新茧盖着老茧。当我看到年龄最小的小婉蹲在溪边哭鼻子时，心中真的不落忍，此时的安慰也已经没有意义。

好在经过两三个月的劳作，这一片三四百亩的荒坡便被他们征服了。不经意间，掠过他们手中卷了口的锄头，能捕捉到每一个人脸上露出的笑容。地虽然挖出来了，可地里全是碎石，不清除掉没法种庄稼。没顾上休息，知青们又一鼓作气投入战斗，硬是用开满茧花的手把石子一颗颗捡起运走。

土翻了，石子捡走了，平整工作相对要容易些。年后，在老农的指导下，知青们将可灌溉的土地圈成水田，五月一日前栽上稻子。坡上不能灌溉的土地就开沟作墒，春尾种上棉花。

农科所别于其他生产队的传统农业，在知青的建议下，先后办起了酒厂、养猪场，酒糟喂猪，猪粪肥田，实行良性循环。知青们除了参加水稻和棉花的田间管理，还要积肥造肥，谁清扫猪圈，谁割垫猪窝的茅草，谁到山下牧场拾牛屎，谁掘草皮烧火粪，细致分工，任务到人。知青们都懂得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也明白没有大粪臭便没有稻花香的道理，劳动时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一样，用手抓猪牛粪，一把一把塞到庄稼底下。女知青们手握煨罐伸进粪窖中舀粪连眉头也不皱，更让我感动。

走上正轨后，农科所的光景一天天好起来。第三个年头就推倒草屋，建起了一排漂亮的青砖瓦房，可以一人或两人一室。伙食也得到改善，养猪场生猪存栏上百头，食堂基本可保证每星期吃两次猪肉，蔬菜多样化，炒菜用自己种的菜籽油。知青还可以自己开小灶。

农科所前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统一作息时间，可后来并没有坚持。当时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知青的政治学习始终放在第一位。农科所每周集体学习一次，要求个人每晚自学一小时，他们有的看小说，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晚上时间让他们自由支配。劳动分工也尽量人性化，根据性别、身体状况等因素，因人制宜，该照顾的照顾，而且允许探亲，有事请假。

为了丰富知青的文娱生活，我们除了定期请电影队放电影，还在劳动间隙组织歌咏比赛，抽调有文艺天赋的知青组建宣传队，业余时间排练节目，还到各大队的知青点巡回演出。每逢节日，食堂加餐，我们喝自己酿的米酒，喝醉了一起笑，一起唱，一起疯。

知青是铁，在农科所艰苦劳动中锻炼成了钢，他们身体好，爱劳动，觉悟高，思想成熟。如李春和等一批知青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先进知青代表，多次出席县、社两级表彰大会。女知青曹桂珍事迹突出，有领导才能，朴实谦和，被提拔为农科所支部书记，后来被推荐上大学。知青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们谈恋爱，我们就给他们创造条件，知青齐永福就是在农科所结婚的。

知青回城后，农科所也解散了。那片浸透了知青汗水的土地，如今大部分流转了。但是，在他们心中，农科所还在，他们曾在这里付出了激情，奉献过青春。这里留下他们的气息和青春的痕迹，还有他们的信仰和忠诚。对于我们和他们而言，农科所就是生命的印记，永远不会淡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