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克岩

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期间，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叙事长诗《琵琶行》，让浔阳江头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而名传千古。在这期间白居易还写了一首并不广为人知的《大水》诗，“浔阳郊郭间，大水岁一至。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苍茫生海色，渺漫连空翠。风卷白波翻，日煎红浪沸。工商彻屋去，牛马登山避。况当率税时，颇害农桑事。”诗中描述浔阳水患“大水岁一至”，可见，早在唐代九江水患就一年一至。

“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是九江自古水患频发的真实写照。由于地理和气候特点，九江自古就是个洪、涝、旱三灾十分猖獗的地方。全市辖七县、三区、三个县级市，除修水、武宁两县外、其余十一个县（市、区）均处于沿江滨湖，许多房屋耕地低于洪水位。每年春夏降雨集中，山洪暴发，加之洪水顶托倒灌，往往泛滥成灾。秋冬雨量突然减少，干旱出现。

▲ 18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九江街头水患情景。

九江洪灾史书记载甚多，有史学家统计，自唐元和二年（807）以来，到20世纪末近1200年中，史载洪水肆虐九江地区192次，平均6.25年一次。尽管这样的洪灾频率，给九江百姓带来的危害已经难以承受，但与“大水岁一至”一年一次的描述还是相差甚远。也许，白居易的描写与诗人的想象有关，但根本原因是，清中期以前史书对灾异记载比较简略，甚至不记录、漏记，直到近代才开始比较详细起来。如：史载隋朝九江水患一次，“隋开皇九年（589），浔阳城遭水患，县治迁入湓口关。”可以看出这不是在记录水灾，而是在说明地理变迁的原因。事实上，民国37年的历史里，有记录的九江大水灾就有9次之多，如果算上那些危害不大、没有记录于史册的水患，一年一次的说法并无多大夸张成分。

据笔者粗略统计，自东晋到民国，史载九江洪灾就有166次，东晋（1次）、隋（1次）、唐（3次）、宋朝（14次）、元朝（11次）、明朝（64次）、清朝（63次）、民国时期（9次）。有数据表明，12世纪至14世纪大约每十年一次，15世纪至17世纪平均四年一次，从18世纪以后平均三年一次。

乾隆二十九年（1764）九江府发生了特大水灾，这次水灾由江西巡抚直接将灾情上奏给皇帝，在《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前后四次提及这次德化（九江）县灾情及赈灾，可见当时德化县灾情十分紧急。光绪《江西通志》认为“历所未有”。九江府志记载：“九江府大水，历所未有。”《彭泽县志》记载比较具体：“五月中旬大雨七昼夜，江水泛涨，四洲漂坏民居甚多，县城水至儒学前，船可入市。”时任江西巡抚辅德在奏折中写道：“江西（九江府）德化县与湖北黄梅联界，江水奔注。淹及该县封一、封二、桑落三乡。”

其实，这次江西是南昌、吉安、南安、九江、赣州府、宁都州等多地同时出现水灾，只是九江灾情相对较重。南昌府灾情也同样十分严重，如南昌县“邑大水，冲决甘谷圩三百余丈，漂没田庐，人乏食。”丰城县“五月，大水决堤，龙舟入市。”圩堤溃决、漂没田庐、民众乏食。吉安府被水地区十分广泛，《吉安府志》直接以“府境大水”四个字来形容被水区域。赣州府治赣县“西河水涨，凡濒河村落田庐皆被冲淹。知县李梦聪通详抚恤。”又如信丰县大量圩田、房屋被水冲毁。南安府境内多县出现大水，崇义县更是由此引发山洪：“夏水暴发，山多崩裂。”上犹县城内外居民房屋毁坏过半，灾情十分严重。《进贤县志》载：“大潦。四月，水封城门，舟行县治，至十月始退。明年春，高宗纯皇帝南巡，闻江西饥，调江苏巡抚明德查奏赈贷，兼行广设粥厂，全活无算。”

▲ 1931年，被大水淹没的九江海关地段。

庐山剪刀峡乌龙潭有石刻：“道光癸未夏六月六日，四祖寄庐、西林敬修、龙池石舟、龙潭问涛、烟水照明、甘棠湖上雪松，同礼广泽龙王宝潭。”这些历朝历代的石刻，从侧面反映了九江地区水灾频发的现实。据《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三年七月初四日程含章奏为德化等县被水成灾及赈济情形事》载：“江西本年沿江临湖13州县被水受灾。其中五月二十一、二日，长江大水冲决德化县大堤。彭泽、鄱阳等县被淹。”史称“道光癸未（1823年）大水”。

九江一旦发生大水灾，就可能是全域性的。如东晋时期被《晋书》记载的唯一一次水灾就是：“晋太元六年（381），六月，荆、江、扬州大水。”荆江扬三州，几乎占据了东晋国土的一大半，这次大水就是长江流域全域性大水。但是，受史志编纂体例的影响，如果查阅的县志见到的可能就是县域水灾，一旦查阅省志可能发现其实全省有很多区域同时发生了水灾。如后面讲到的民国二十年（1931）九江水灾，其实是“1931年江淮大水”的一小部分，当时大半个中国都在被大水肆虐着。

“九江市之低处如龙开河外滨兴洲一带，自七月十二时即已上水，是时水位40尺。18日，山洪更涨，龙开河水流为江水挡回，不能出口，因之泛溢两岸。茶楼、西市、娼寮、烟馆、旅社、别墅、剧院五花八门云集之一、二、三马路皆已上水，圩堤溃口一百二十余处，灾民15.4万，冲毁屋宇15820栋，死1810人，毁田24.4万亩，共损失1242万元。商业损失尚不在内。”

▲ 1931年，被大水淹没的九江市莲花池地段。

这是民国二十年（1931）8月31日，上海《申报》以《九江城损失重》为题报道发生在九江的水灾，其时，《江西民国日报》对九江灾情，也是连篇累牍，称“诚数十年来，未有之奇灾”。九江水灾，只是史称“1931年江淮大水”的一部分。灾后江西省政府对九江灾情的统计数据显示，被淹农田172.64万亩，被淹房屋43485间，灾民人数64.22万人，死亡人数1501人，损失2420万元（法币）。

时间进入近代，九江江湖水位明显提高，九江站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九十多年记录的水位，共有28次超过20米的水位线。水位越来越高，意味着水灾强度越来越大，破坏能力越来越强。1931年大水灾残局还没有收拾干净，民国二十四年（1935）7月4日，《申报》以《赣省水灾严重》为题，又报道了九江及所辖各县的水灾：“九江水赤上岸，各马路进水，行人多以洋车和小船代步，甘棠湖旁居民，均居水中。永修38 座圩概溃，尽成泽国，淹死千人，饥民剪草为食，腹胀而死者尤多……九江洪水位达20.79米，超过民国20年（1931）最高水位0.08米，长江洪水倒灌入湖，加之各河倾泻，鄱阳湖水位激涨，各河尾闾和滨湖的复兴、赤心、三洞、集成、大成、集义、三角、九合、新余、西官、夹宁家、秦安、东湖等圩堤均溃决。……淹毁房屋3000余幢，受灾农田1746 公顷、人口20054户78972人。早稻歉收十分之九，一季晚稻歉收十分之八，杂粮歉收十分之八。家畜死亡4832头，房屋倒塌2371 栋，冲去37栋，溃决圩堤38 座，财产损失322.99万元。8月，都昌沿湖各区受灾，淹农田25万亩，受灾户17181户。”

1935年水灾被称作“一次空前的大水灾”“为20多年所罕见”。大水灾所造成灾难的报道，被《江西民国日报》多次报道，“现彭泽，湖口，新建等县灾民，均十数成群，向外逃荒，连日有大批难民逃省，拖男带女，鸠形鹄面，为状极惨，均露宿於德外、铁仙湖一带堤上，多以糠粉等类充饥。”

民国三十七年（1948）8月20日《民国日报》报道九江又一次遭水灾。这次洪灾九江县“受灾乡镇，计有长岭、沙河等14乡及浔阳镇，被淹田面积达36335 亩，灾黎23198人（非救不活的有13246人）”，都昌县“船入县城，死伤86人，倒塌房屋792栋，淹田29.8万亩。”《江西通志》记载这次水灾时称“这次九江水灾为26年来最大的一次”，说明比1931年可怕的大洪灾还要严重。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江西分会十四年（1925）赈务报告书》指出：“其受灾尤甚者显为沿江四县即九江、瑞昌、湖口、彭泽……约在一十五年（1926）一月一日之时全体人民即将实际绝粮，故非从速施赈人民必流亡或饿死矣”。赈灾虽属灾后补救，但灾民饿毙、病死在即，不赈则无以活命，面临生死，赈灾势在必行。

1931年江西省共决堤90多处，各地申请赈灾的报告不断送达省府，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熊式辉，在一份下发给赈灾委员会的训令中写道：“各县市求赈报告日迭而来，当地灾情惨状身如亲临，日签赈灾报告30余份，颇感心力交瘁，然赈灾一事只能从缓依程序办理。”所谓“从缓依程序办理”其实就是拖着不办。

根据《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书》，洪灾发生后，急赈江西款约16万元、小麦9200吨。但是，江西省共有37个县受灾，将近180万灾民，却只区区十多万赈灾款。后来经过数次加发，如：收到河南省主席赈款五千元后，“九江、湖口、鄱阳、永修、彭泽、都昌、德安、星子、瑞昌九县各六百元”。省财政厅拨款九万元后，“九江加发三千元，德安、鄱阳、湖口、永修、彭泽、星子、瑞昌、都昌。各加发八百元”，还是无异于杯水车薪。

在这样的赈济之下，必然有大量的灾民得不到赈济，只能坐以待毙或者沦为流民。金陵大学农学院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5月出具了一份灾区调查报告，这已经是洪灾发生后的第二年，在这个时候，灾区仍然有大量灾民和流民的存在，缺粮等现象仍然严重，报告书中对灾区急需解决的问题，按食粮、修造房屋、役畜、燃料、农具、衣被、种子、家具、秣草、家禽及猪十项，计算各项所需资金，认为要15亿元，并强调“此为最低限度之需要”。

是国民政府没有钱，筹措不够赈灾款吗？其实不然。1931年，国民党政府的军备支出超过三十亿元，其后逐年增加。赈灾款与军费如此大的悬殊，都是因为国民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和对各地旧军阀的安抚上。面对如此惨烈的国家灾难，蒋介石当时只是乘着军舰在江西、安徽等地巡视一圈，并在其后的通电中表示，“天然灾稷，非人力所能抵御……中正唯有一素志，权利剿匪，不计其他”。无心赈灾的熊式辉，1930年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1931年出任南昌行营参谋长、江西省政府主席，是顽固的反共分子，根本就是一心“剿共”，无意赈灾。1932年3月下旬，熊式辉出巨资在庐山买下了一栋相当豪华的别墅，并特请蒋介石夫妇和一群国民党要员来别墅做客。至于灾民的生死，已不在他们考虑之列。

在旧中国，荒政救济中官员的贪污与渎职，是普遍现象。放赈过程中，多处水灾赈济善后委员会暗分赈款，不少蠹虫趁机大发国难财，但查办时却总是不了了之。1934年，民国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状告设在南昌行营的华洋义赈会：“华洋义赈会发放贷款，然灾民无钱还贷便不再贷款，而义赈会贷43万余元，尚有60.7万余元长期放置不贷生息，……余直呈国民政府南昌行营蒋委员长查核。”身居省主席高位状告赈灾腐败都没有下文，其中的问题可想而知。查办不严，让败类认为有可乘之机，民国九江官员中通过各种手段贪污救灾物资及赈灾款的也并非个例。《江西民国日报》对此有多次报道，民国21年6月14日报道：“彭泽县查放局长赫连成，营私舞弊，鲸吞赈款。灾民救赈，竟目为暴徒，责打军棍。分配工赈，则以私人感情分多寡。”民国21年7月4日报道：“德安县长周易齐挪移赈款266.28元”，“德安县绅郭卫城冒领赈款200元”，“德安县第四区区长私存赈麦粉100包”。

挪用赈灾资金屡不鲜见。道光癸未年洪灾，江西巡抚程含章却在白鹿书院立《重修白鹿洞书院增添膏火碑记》，“据南康守狄君尚炯请，发银八百两交星子绅士彭凤朝等大修”“每岁于盐务充公项下拨给银千两，增生监膏火”。难逃挪用救灾银给书院之嫌。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灾民，一边是打造形象工程的官员。据史料，1931年上海水灾义赈救济会拨款修归宗寺大殿和金轮峰铁塔。同年，身兼国家救济会董事长的许世英，在吴宗慈鼓动下，拨款两千元建庐山静观亭，修汉阳峰路。

腐败给灾荒救济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赈灾物资、赈灾款被侵蚀，使灾民得不到及时救济，往往造成灾害之后的饥饿、灾疫等灾情的进一步扩散。无情的洪水带走的不仅是财物和生命，还直接表现了旧中国国力羸弱、政治腐败、灾民凄惨。

九江治水、防洪历史悠久。公元前16世纪西夏时期，大禹来九江督修水利，“大禹治水导山过九江至于敷浅源，彭蠡三江之形势，皆在其目中”。唐长庆二年（822年）李渤任江州刺史期间，建甘棠湖李公堤，堤上建桥安闸，控制和调节水位。明万历四年（1576），水利家潘季驯调集7个县军民修建九江桑落洲圩堤，规模之大，前无古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九江县在长江的江心洲筑起了江洲堤，同治元年（1862年）和三年（1864）在长江岸边又修筑了永安堤及赤心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九江共有塘坝57915座，蓄水量18125万立方米。堤坝38条，堤长397.14公里。由于水利工程规模小而分散，且隐患多，防洪堤线长，堤身单薄。蓄水规模小，工程简陋，且数量少，工程失修，故防洪能力弱，遇上稍大洪水，常常浸堤决口。

每次洪灾之后，修复圩堤是灾后重建的重要工作，但是项目资金总是迟迟不能落实。1931年9月，民国江西省水利局派人调查受灾各地灾区状况，发现各县“曾经县赈务分会募捐急赈，指定处所收容难民，然赈款有限，不敷分配，修复圩堤更谈不到。”鄱阳湖沿岸圩堤溃决四年后的1935年，才开始初步维修，其间1933、1934、1935年又发生了三次大洪灾，而且1935年的洪灾比1931年更大。

溃决的堤圩得不到修复，耕地就失去了保护。水灾这样的大规模、突发性且瞬时破坏力巨大的灾害，几乎瞬间就能把人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难怪有研究灾害的学者，对民国江西被水灾蹂躏的状况，用“令人咂舌”来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