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澄

彭国光字秀南，一字用卿，明朝九江府德化县人。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十一月初三日。父亲彭举曾任典史之职，被时任九江知府林云程称为“贤豪长者，隐于尉史之间”。彭国光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三，他先娶王氏，继娶本县白鹤乡黄一房（今属柴桑区狮子街道）黄楠的小女儿。彭国光于隆庆四年（1570）乡试中举，万历八年（1580）殿试第三甲第二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

当时，大明王朝开国已两百多年，大量的土地被皇亲勋臣、缙绅地主所兼并，在赋税自田出，有田即有劳役的时代，这些大户却享受到免赋税劳役的恩赐，许多“奸猾”之民想办法把自己的土地记挂在这些大户的名下以逃赋役，使得应税田地大大减少。各地官吏必然将税额转嫁给下层人民，赋役不均，使得最底层人民“力薄难撑”，大量逃亡。为缓解财政危机，实现赋役均平，必须重新清理丈量土地，以使田地与赋役相对应。福建巡抚耿定向与左布政使劳堪（德化县人，接替耿定向任巡抚）在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于万历六年（1578）十一月开展土地清理丈量试点工作。晋江县是泉州府的府治所在，势家大户错综复杂，清丈工作尤其难以开展。时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池浴德非常赏识新科进士彭国光的才德，推举他到自己的家乡任知县以改变工作局面。

彭国光上任伊始，立即投入到紧张工作中，他亲自考察，宿于郊外，徒步于田垄之间，使老少都能当面进行陈述辩解，肥田瘠土，高台低洼，一一辨明。清丈完毕，总计查出一千四百八十顷不在册的田地，而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直到乾隆年间，晋江全县应税田地山塘总额才为三千九百八十顷，可见隐匿瞒报之多，彭国光的较真也导致晋江税额的大幅增加。张居正力主的“清丈”触犯了大家巨族的利益，大量增加了地方赋税，许多官员也敷衍阻塞，朝廷因此严惩了一些阻碍清丈的勋贵豪强和清丈不力的官员。同时，也有些地方官为邀功，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引起强烈不满。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六月病逝，不久即遭到清算，过去没有彻底执行清丈的地方官马上被田主颂扬为民之父母，而大量严格执行其指示而进行清丈的地方官员则大量被指斥为“佞臣”，作为张居正的同党而受到参劾，一代名臣劳堪即使与张居正并无什么直接关系，仍然被政敌捏造为张的“私人”遭到弹劾，在万历十五年（1587）落得个终身充军的处罚，十年后才遇赦返回九江。

然而，让人称奇的是，彭国光不仅没有像其他严格执行清丈政策的官员一样遭到弹劾，反而受到上司和县民共同称道，三年考绩，以“循良卓异”受到皇帝的召见。万历十三年（1585），再考最上等，受召入觐，并擢升户科给事中，离开晋江县。翰林院编修庄履丰在《邑父母彭侯再觐序》一文中记载了彭国光在晋江的成功秘诀：他“廉而不矫，明而不察，敏而不急，宽仁而治，辅法而行。”当时，田多的少税负，田少的却重税负，人民不是苦于税额重，而是苦于税额不均，彭国光栉风沐雨，早起晚归，脚丈手量，务必使田地与赋税相符合。同时，他并没有矫旨自傲，谦逊恭谨地对待当地缙绅大夫，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公生明，廉生威，在全县赋税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弹，全县士民反而皆颂公平，实为难得。庄履丰还对彭国光的才德进行了精辟的总结：第一，他廉洁奉公，办事迅敏，勤勉任事，孜孜不倦；第二，他事一经手，过目不忘，来巡视的长官使者，突然对本县的事情提出质询，他都能从容应答，一一列举事件的始末由来、关键要害，日对照文牍，无一遗漏，都很惊叹；第三，他办案能力强，明断是非，控辩两方相互质询后，他多能用简洁的语言剖析明辨，当庭断判，如法如情，令各方信服；第四，他狠抓吏治，制定明确办法考核县乡胥吏，堵塞漏洞，使他们无法上下其手，从中渔利，但他虽然断了这些胥吏的财路，却给予了尊重，因此这些胥吏莫不甘心洗手奉法；第五，彭国光重视地方教育，修学宫，讲学问，使士民的弟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晋江县志》则赞扬彭国光“清修敏练，事无巨细，剖决如流。舞文之吏，怙资之豪，咸缩步捧心”。晋江名士黄克晦有《送彭秀南父母入觐》诗三首，其一曰：“未向京门意自愁，千山红叶起高秋。虞廷已重三年绩，父老攀辕哪得留？”表现出晋江士民不舍之情。多年以后，五部尚书黄克缵还称其“廉明爱利，至今歌颂”，期望彭国光能再回福建做抚按大员。

六科给事中是中央监察官，分别负责对口监察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的工作，职责是“掌侍从、规谏、补缺、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品低权重。彭国光因考绩最上等而由晋江知县擢升户科给事中。万历十六年（1588）九月，升工科右给事中。万历十七年（1589）三月，再升吏科左给事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