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垦——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驿站 （下）

■ 罗长安

母牛产完崽之后，陈队长派了队里专门的老农负责照顾母牛“坐月子”，考虑我身体单薄，没有安排较重的农活给我做，这以后我成了一个干杂活的“滚班”工。也就是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许多农家活：新建队窑上做砖，调我去打着赤脚踩泥巴；苗圃组需要人协助成钢技术员做下手活，派我去当帮手；曹芳队缺人给棉花地锄草，队长安排我去帮忙。除了这一类的杂工细活我干了不少，我还学过耙地，插过秧，烧火粪等农活，这些工作让我最贴近林场工友们，在一起劳动和生活，同他们结下了纯朴的友情。那位手把手站在水田里教我栽秧的查中仕老农，他的胞兄一家住在九江市区二亩地，在我后来分配到九江工作时，查老每到九江都会来看我，我也因此成了他哥哥一家的常客。

自下放到武垦这段日子里，我们这40多个知青积极向上，热情活泼。尽管每天都承受着辛苦劳动的磨砺，但几乎没有谁抱怨，没有谁消极怠工。也许是年轻人喜爱这种集体生活的自在活跃，大家在一起嬉戏打闹，说笑弹唱，轻松欢快的笑意总是绽放在脸额上，激发着他们的活力，也让这沉静的山涧焕发出青春的朝气。我们经常结伴到山里采蘑菇，摘木耳，再用自带的煤油炉热热闹闹地打平伙（聚餐）。野果子熟了的时候，到山里收获一包包杨梅、猕猴桃等，回到宿舍分享果实，分享快乐。彼此有什么事，大家都相互照应，痛痒相顾，倍加关切。

1965年约在上半年，在知青中发生了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记不得准确的日子，那一天傍晚，彭冲队知青二楼突然有人大叫：“不好了，胜祖晕了，赶快来人啦！”闻听叫声，我们一齐冲上楼，看到黄胜祖脸上苍白，人事不知，四肢抽搐。面对这一突发危情，我们紧急叫人到石兴旺场医家里请他火速来诊，另报告场领导，请求县医院来救护车救人。当石医生诊断后初步确定为脑炎，必须赶紧送到县医院急救。很快场领导也来了，告知已经给县医院打了电话，救护车正在赶往武垦的路上。同时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在前方里泗桥通往蔡岭至县城的路段，由于当地灌溉用水，将路面挖开，车辆无法通行，救护车进不了武垦，而场里的拖拉机在县城，无法把病人送到里泗桥接应救护车。当务之急，要马上做好担架，刻不容缓地赶在救护车到里泗桥时，把胜祖送上救护车。里泗桥距武垦近10公里，现在夜色已暗，容不得我们有半点迟疑，大家找来一块宽门板，垫上被盖，确定4人一组，轮换抬着赶往里泗。我现在依稀记得的是当时有周海蓉、刘南吾、柳炳发、张明慧、吴敦龙、王金生、柳珍如，女同志除了海蓉，其他曹明伦、巴胜玉和许尚志（知青厨师），在家等我们回来后到厨房给大家泡碗薯粉吃。安排妥当后，绑好担架，放上胜祖，我们抬起担架，从彭冲涧快步向里泗桥疾奔。

夜色越来越暗，那时的乡村公路坑洼不平，为保证安全，担架的四边都有一个人护着，每走一段路护着的人就换抬着的人。也多亏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路调换着，丝毫不敢歇脚，每一分钟都是在抢救知青的生命。仅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快到达里泗时，老远看到前方闪着急救灯的救护车正向这边开来，大家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当我们把胜祖交给医务人员后，这时我才觉得两腿发软，但想到我们把胜祖安全送到救护车上，顿感自慰，祈愿他转危为安，早日康复回场。

几天后县里传来消息，胜祖得的是急性脑炎，由于及时有效的治疗，已无大碍，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安下心来。

1965年10月下旬，场里召开大会动员适龄青年报名参军，在知青中只有我和郑三岩符合条件，经过一系列的体检和政审，我们被批准光荣入伍。11月17日晚，我们知青文宣队经过多日的排练，在场部礼堂举行欢送晚会，武垦在场职工和大港中学师生员工挤满了礼堂。文宣队每一个节目都凝结着深情，我和三岩也最后一次地表演了节目，他表演的是小品《砍柴》，我表演的是笛子独奏《送郎当红军》。演出以文宣队全体知青合唱《十送红军》谢幕。

11月18日上午，我和三岩穿着新军装，走到场里送我们新兵到西源乡集结的拖拉机旁，身后30多个一起战斗和生活的伙伴们，齐唱着《十送红军》为我们送行。我眼含热泪，哽咽着，一遍遍挥着手，踏进了拖拉机的驾驶室。车子启动了，我再次伸出头来告别全场的父老乡亲，告别我的知青伙伴。

从1964年8月下旬报名上山下乡，到1965年11月下旬应征入伍，我在武垦只待了15个月，然而这15个月的时间段在我整个生命的史册上载入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笔为我投身革命写下了一篇锃亮明志的卷首语。我从当上知青，进入了武垦这座社会学堂，让我学会了造林、抚育、耙地、栽秧、放牛等各种生产劳动，在劳动中品味艰辛，在艰辛中历经锻炼，在锻炼中接受教育。武垦，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驿站，我从这里起步走向军营，从此融入社会。我的档案中就是以1964年8月记载我的工龄的。没有我知青的历史，便没有我完整的人生；而我完整的人生，就是从武垦林场这个驿站开启的那道山门，让我迈向了人生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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