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理学之都”琐议 （上）

■ 方国栋 曾国祥

在轰轰烈烈的民族复兴运动热潮中，各地都在发掘和提炼自身历史文化中的瑰宝，以文化来强市强省。目前九江议论得比较火热的，就是打“理学之都”这个文化品牌的议题。九江要不要打“理学之都”这个文化品牌，取决于三个前提：一是“值不值”；二是“能不能”；三是“好不好”。这里，笔者就这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是值不值？理学诞生迄今已近千年，它所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这一核心理念，高扬了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性，彰显了文明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文化，实现了对于古典儒学的重构。这里所要“去”的“人欲”，自然不是人的基本物质需求，而是指违背道德准则甚至国家利益的非分之欲。士人能做到、高官也能做到、上下皆能做到这“一存一去”，社会治理的难度就大大降低，社会文明的程度就大大提高。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周敦颐、朱熹心心念念的道统观，终于赓续下来了。周敦颐在《通书·道第六》中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守之贵，行之利，廓之配天地。”朱熹在南康期间，为《四书集注》补注，在白鹿洞书院修复后以“《中庸》第一章”为题开讲，《中庸章句序》中的开篇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道统之传”终于尘埃落定，标志着自韩愈801年写作《原道》到朱熹1180年白鹿洞书院开讲，几代道学家们“赓续道统”的使命，历经艰辛曲折终于完成了。今天民族复兴的热潮中，我们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道统观，与周敦颐、朱熹所代表的理学，甚至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脉”，就是仁义之脉。用今天的话来说，“仁”就是一切工作为了人民，“义”就是为人民的事业敢于担当。孔孟如此，董子如此，周子朱子如此，中国共产党尤其如此。

千年理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的重要根脉。当然，也有人不这样看，说什么“崖山之后无华夏”，“四书之后无六经”，说什么“理学是中华民族性格扭曲的罪魁，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祸首”，不一而足。这些人要么是“见木不见林”式的愚蠢，要么是玩弄“釜底抽薪”式的阴谋。在他们看来，颠覆了理学，中华文明的传承、道统的赓续就是一句空话了。殊不知，中华千年理学不仅赓续了道统，而且更上一层楼，彻底改变了汉以后700多年的“玄学流行”与“儒释道并立”的格局，从而成为千年官学了。宋明理学虽然是以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学者率先建立起来的，但被宋元明清的朝廷所采纳、为广大士人所奉行、为亿万民众所接受，显然这种划时代的理论，既响应了古老儒学重登历史舞台主位的呼唤，又满足了所处时代的需要，亦是后世叙述历史篇章的浓重之笔。

就九江两千年历史而言，文献记载较翔实的，乃从东晋始。东晋至南唐六百年，是陶渊明时代，宋以后近一千年是周敦颐时代。据学界研究，陶渊明这位“中古时期的大思想家”（陈寅恪语），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开启者（参见苟小泉等《陶渊明哲学思想研究》），周敦颐所提到的道学诸问题，陶渊明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涉及。清代文人方文游了庐山之后，在一首名为《鸾溪》的绝句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爱庐山贤，陶公与周子。虎溪复鸾溪，千年留不止。”二十个字把九江文化的精髓算是说透了。毛主席十三岁时写的《五古·咏指甲花》中也有这样的句子：“渊明独爱菊，敦颐好青莲。”十个字言简意赅，九江历史文化的纲，尽在其中。由此不难看出，一位理学的开启者，一位理学的开山祖，理学这根线，正是九江历史文化的主脉。

理学既是千年官学，又是九江历史主脉，九江打“理学之都”这张文化牌，不仅值，而且是再荣幸不过的事了。

二是能不能？回过头来，人们又会问：九江这么一个中小城市，能冒昧地自称为“理学之都”吗？

能不能，当然不能凭空说了算，更不能自说自话，仅由一家来定。

首先，我们要看周敦颐是不是理学开山祖。朱熹在《记濂溪传》中说：“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庐内翰，借得所修国史，中有濂溪、程、张等传，尽载《太极图说》。盖濂溪于是始得立传，作史者于此为有功矣。”看来，史家与朱熹取得了一致意见：周敦颐排在了程（程颢、程颐）、张（张载）的前面了，立周敦颐为理学开山祖，构成了共识。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濂溪学案》中说得更直接：“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元公是周敦颐的谥号，由此而论，称周敦颐是理学开山祖，朱熹时代和后世学者都是一致的。

其次，看濂溪是道县原来就有，还是周敦颐在九江名溪为濂之后道县才有。如果道县本来就有濂溪，那么，真如度正（1166～1235）所说：“先生年十二，志趣高远，里有濂溪，溪上有桥，桥有小亭，先生尝钓游其上，吟风弄月。”度正的《周敦颐年谱》当写于1190至1200年之间，就此时而言，道县有濂溪不足为奇。不过，《道县志》（一九九四年版）中“濂溪河”条却是这样阐释的：“濂溪河，古称营水，发源于都庞岭东侧县月岩林场天岭冲东北。流经清塘、久佳、营江乡，至县城西关桥汇入潇水……”真相不说自明，周敦颐时代道县只有营水，且流经周敦颐的家乡；度正时代乡人为纪念周敦颐这位理学开山祖，才将营水改称濂溪。所以，永州学者张官妹呼吁：“‘濂溪’原为庐山的居前小溪命名，而不是道县家乡的小溪之名，道县的‘濂溪’应是沿用了庐山的溪名。”（《“濂溪”名之缘由》，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话说到这个份上，再要硬说周敦颐在庐山名溪为濂，是为了怀念家乡的那条濂溪，恐怕也就难以启口了。

不过，度正毕竟是朱熹的高徒，他在《年谱》“六年辛丑”一段中就说得很中肯：“（周敦颐）道出江州，爱庐山之胜，有卜居之志，因筑书堂于其麓，堂前有溪，发源莲花峰下，流合湓浦，先生濯缨而乐之，遂寓名以濂。”这里，并没有半个字说周敦颐是怀乡念祖才在庐山名溪为濂的。《年谱》前面所讲的“里有濂溪”，那是度正时代实实在在有的呀，当然，度正如果能像《道县志》那样在“里有濂溪”后面注上“古称营水”的字样，就更完美了。

我们只是想说，作为九江人，在各种材料都很翔实的前提下，应该有这种自信：濂溪本为九江才有。

再者，“濂溪”在九江，“濂学”也一定是九江诞生的吗？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周敦颐一生在十三个地方任职，早在1046年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便作《太极图》，授予年尚十四五岁的二程，成为史上一段佳话。只是《太极图说》写于何时何地，没有找到史料证实。历史不允许随便猜测，但合理的推论倒不排斥。周敦颐两部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太极图说》《通书》，涉及的领域甚为宽广，既有宇宙论，又有人性论、道德论、功夫论，《太极图说》中就提到了无极与太极、动与静、阴与阳、乾与坤、男与女、形与神、善与恶、吉与凶、柔与刚、仁与义、生与死以及三才、五行、五性等一大串命题，《通书》更是围绕《易经》论述了四十个问题，不仅要一个一个问题拿捏，而且要纳入一个总范畴中通盘思考，前人可借鉴的资讯又不多，三年五载是很难说得圆满的。他三次来庐山（1061年、1065年、1071年以后），曾分别与东林寺常总照觉禅师、归宗寺佛印了元禅师以及真净克文禅师交流，就无极太极和易经等一系列问题与这些高僧切磋，从而真正做到援佛入儒，完善他的道学理论架构。因此，说《太极图说》《通书》两部哲学著作直到晚年还在修订润饰，是很有可能的事。

至于周敦颐学说的命名，那是后人的事。当代著名哲学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朱熹与江西理学〉序》中说：“宋代的理学代表人物及其学术，在历史上习惯用四个地域的名称加以概括，即：濂、洛、关、闽。其中，濂学指周敦颐的思想，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将一条小溪命名为‘濂溪’，在溪上筑濂溪书堂，学者称其为濂溪先生，濂学以此得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杨立华在《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奠基者》一文中说：“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的时候，在其住所附近有一条小溪流过，他就把这条小溪命名为濂溪。他在那里建了濂溪书堂作为自己读书的地方，所以后世一般称他为周濂溪。”南昌大学著名教授朱虹在《宋明：江西文化的巅峰》一文中也说：“周敦颐长期在江西为官，晚年寓居九江，其学术流传自庐山濂溪而始。”

这三位先生所言各有其重，陈来先生强调“濂学”这个名称是按地理名称来定的，濂溪在庐山，自然濂学源自庐山；杨立华先生强调周敦颐之所以号“濂溪”，是因为他在庐山名溪为濂，且晚年在那里居住，如果说濂学是周濂溪之学，也是因庐山濂溪所致；朱虹先生强调周敦颐的学术流传自庐山濂溪而始。三位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最终说的都是濂学源自九江。那么，称九江为“理学之都”，还要犹豫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