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以下几类：兵燹之灾、大意失火、故意纵火，还有一类就是火灾发生后没找到起火原因的无名之火。

兵燹之灾，也就是战争导致的火灾约占所有火灾的三分之一，显然与九江所处战略地位有关。曾国藩在咸丰五年（1855）向皇帝上奏《谨陈水陆军情折》时写道：“浔郡据长江之腰膂，宜有重兵驻守其间”。正如曾国藩所指出的，九江历代都为屯兵重镇，也是历代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导致九江常常被战火荼毒。

兵燹之灾中罪恶深重的是日寇在九江的暴行。日寇灭绝人性地提出：“烧杀以助军威，抢夺以助军需”，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占领赣北后，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发泄出极端的疯狂性和野蛮性，给赣北人民带来空前浩劫。正如《九江人民革命史》所说：“被日军杀害的无辜百姓，被日军侮辱的妇女，被日军抢劫的财产都是无法计算的，日军在赣北的暴行罄竹难书。”

影响最大的当属“江永”轮火灾。1926年10月16日凌晨，满载军阀孙传芳部军需的“江永”轮抵达九江并停泊于江心。6时左右，“江永”轮突然起火，燃烧一昼夜后，沉入江底。事件被天津《大公报》于1926年10月18、19、20、25、26日，进行了连续报道，当时影响很大的《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也报道了这次事件。当时的报道是，船上士兵因赌博引起斗殴，打倒洋烛，烛火引燃卧铺棉絮，大火引起弹药爆炸。多年后，“江永”轮爆炸之谜才被揭秘，原来是国共两党地下组织相互合作，帮助国民革命军先遣队上船纵火烧船。这次事件，烧死、淹死近1200人，“江永”轮爆炸使得大批军需被毁，援军死伤惨重，敲响了军阀孙传芳覆灭的丧钟，为国民革命军占领九江起到了决定作用。另一次兵燹之灾也是《大公报》报道的，1922年8月2日，九江兵变抢劫商户然后纵火灭迹事件，“焚烧百余家”，“人民死伤数百”，被称作“洪杨后未有之惨剧”。

大意失火则五花八门，如：吸烟遗火柴堆、闹洞房放鞭炮、煤油灯炸裂引燃床帐桌椅、燃烛拜神失慎引起火灾等等，更多的是与当时使用煤油灯照明、土灶烧柴火做饭有关，根本原因还是报道常说的“不戒于火”，疏于防范，麻痹大意。也有事发突然，猝不及防的情况，如：皮丝烟店碰翻油灯货物着火、鞭炮店碰翻油灯点燃了鞭炮等。

故意纵火的案例不多，有发生在新坝的仇家报复，有发生在现柴桑区江新洲上的土地之争，《九江市志》记载的1921年8月27日发生在白鹿洞书院的纵火案，可谓是无耻之极的纵火案。“此案系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王经畲、星子县图书馆馆长梁亦谦、馆员胡享所为。王经畲上年夏奉命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私将藏书售于日本人，得赃款20万元。回国后将私卖书卷秘密运走之后，乃纵火灭迹。”景玉川先生曾撰文称此案疑点颇多，认为史载的不一定是事实。

因为直接经济损失不好估算，我们且按现行火灾等级划分标准中的伤亡标准作简单定级，前述陈文帝天嘉五年火灾、“江永”轮爆炸和九江兵变，都是“特别重大事故”；1899年8月21日发生的西门外码头汤恒兴爆竹店火灾，死11人伤2人，定为“重大事故”；1947年4月16日，牯岭街特大火灾致10余人受伤，属“较大事故”；其余皆为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只能属“一般事故”。

日军在九江纵火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据《九江人民革命史》：日寇在侵占九江地区的七年中，残杀民众113648人，伤害81403人，烧毁房屋103841栋，造成财产总损失1587亿元（1945年9月法币币值），其中相当部分是由战火或故意纵火造成的。

永修县发生的两次火灾，损失都是特别巨大。一次发生在1897年10月7日，永修县吴城镇豆豉街一家纸铺老板儿子举行婚礼，闹新房时，醉酒的客人点燃鞭炮，抛于新娘身边吓唬新娘为乐。床帐板壁烧起来后，客人不是灭火，而是一哄而散。时值大风劲吹，风助火势，虽然文武官员很快奔赴现场，火势实在大大超出了当时的灭火能力。这场大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午时才渐渐熄灭。报道称“计烧去房屋二百余家”。后又报道称“全镇数百户焚毁无遗，只余小屋数椽”。另一次发生在永修县涂家埠车站后河街棉花机器厂内，1919年10月12日下午一点左右发生火灾，烧毁住户店铺将近二百余家、河边停泊的大号民船一只，邮局、警局、税局等政府机关也未逃一劫，“均成瓦砾场”。

从相关史载和报道中可以看到，九江地方官重视火政，商家店铺注意防火。一旦发生火情，从官到民都能够齐心协力奋力扑救。驻九江的道、府、县官员及各类政府和地方武装力量，能够迅速奔赴火灾现场，积极灭火、救灾。即使离城较远的八里坡失火，也是“闻警往救”。同时也说明，直到民国初年，九江都没有消防队，由军警代行消防之职。

灭火最成功的当属浔城火  药库起火。《申报》报道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1904年8月22日）午时，九江城火  药库突然起火，已有六桶火  药燃烧爆炸。当时，火  药库内“贮火  药数以千计，开花炮子为数甚多”。如果不能及时灭火，后果不堪设想。危急时刻，各级官员“飞舆到场”，各营官兵奋勇救火，竟然很快就扑灭了，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灾难。这篇报道最后感叹道：“不致酿成巨灾，诚万幸也。”

然而，另一次火  药着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申报》报道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1899年8月21日）午后三点，西门外码头汤恒兴爆竹店突然起火，同时发生了爆炸。店铺炸毁，殃及前后左右共七家店铺，报道称“悉付一炬，室中百物，无一存者。”虽然在当时九江的最高级别官员“道宪（台）”的亲自督战下，大火被扑灭了，火灾还是造成死亡11人、伤2人。值得赞扬的是，一位侨居店后的周姓勇士，奋勇从火中救出了六人。这次火灾之后，一些有功名人士联名上书，请求官府禁止街市开设爆竹店。德化县令批准了这一请求，勒令“一律迁徙离城五里之外，拣选隙地，造房开设”。

“水龙”是每次报道中都使用的词语，如：“各处水龙亦齐至火场喷救”“即扛水龙前往灌救”“舁水龙驰往”等。水龙又称“水铳”“唧筒”等，是清朝年间非常有效的灭火器。雍正六年（1728）皇帝“令各省督抚，于省会及府城，仿照京城之例，置备水桶、水铳、钩镰、麻搭之类”。九江是道、府、县所在地，官府每个部门都必须置备这些消防器材，灭火时大家一拥而上，齐心协力。在史载和报道中，有多家公司、洋行的“水龙”也参与灭火，如：招商局、同顺、宝记、义渡局、太古公司、阜昌洋行等，还有没具名的“城外某绸号”，这也说明在九江商号中配置“水龙”已经是相当普遍。

还有两次报道中出现了洋人使用“救火  药水”帮助灭火，“西商数人赶到，用救火  药水数瓶抛入火焰中，火势顿灭”。所谓“救火  药水”，无非是能够立即产生二氧化碳的液体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