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九江丨（钩沉）江州义门陈始祖陈伯宣（二）

江州义门陈始祖陈伯宣（二）

■ 陈杰敏

往时冠盖如流水　敦修儒术以修身

（接上期）百度百科上说陈伯宣生于824年，卒于890年，号希夷。陈氏族谱上没有说明他的生卒年考，只载：陈阔，字伯宣，名主敬，号希夷，晚年号真隐先生。前文已介绍陈伯宣其人自幼敏而好学，博涉经史，爱好僻静，且家学渊源深厚，成年后与马总交好，随马总游庐山并隐居在圣治峰龙潭窝，不关世事，只一门心思注《史记》。

那么，凭陈伯宣的声望和才华，他为什么不去京都博考功名为国效命，而是埋头注《史记》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几点缘由：

其一，作为陈霸先的后裔，对朝代更替之理，时势勃兴之道，陈伯宣比常人有更多的领悟。也造就了他淡泊名利，爱好僻静，专注思考的性格。

其二，他的爷爷为官清正，为民请命，严惩豪猾，到头来却落得命丧黄泉，父亲避难他乡；加之马总遭官场肖小构陷，被贬烟瘴之地，险些性命不保，让陈伯宣看到其时世风不古，官场黑暗。

其三，陈伯宣身处中晚期的唐朝，正是军阀割据，宦官专权，前已有甘露之变，后将迎黄巢作乱。此时的陈伯宣似乎已感到山雨欲来，大厦将倾。

受上述种种因素和环境的影响，加上陈伯宣饱读经史，思考不断，对历史规律，社会现象，人生过往皆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因而也就看淡了功名利禄。然而，作为一名饱读士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他一刻也不曾泯灭。既然山雨欲来，大厦将倾，朝政混乱，官场污浊，他不能立身官场立功于国，那只有隐身山林，继往世绝学，著书立说，为再开万世太平，立言于世，警醒后人。

我想，这便是陈伯宣隐居庐山注《史记》的初心吧。

众所周知，《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本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3年时间所写成的一部煌煌巨著。全书共一百三十卷，约五十二万六千字，内容包括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奇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穿，脉络清楚，“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它还是一部后人公认的优秀文学著作，其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而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盛的时代，唐诗不但代表中国文学的高峰，学术争鸣也异常开放，富有成果。虽然，汉代的刘向、杨雄等人皆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值，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但到了唐朝，却有不少学人、史家对《史记》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代表性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老黄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缺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学者多所未究。”直至南宋，仍有学者对司马迁所著《史记》提出质疑或置微词。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太史公百十三篇，十篇有录无书。以张晏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其一曰：景纪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载间有班书所无者。其二曰：武纪十篇，唯此篇亡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之去，卫宏与班固同时，是时两纪俱亡。今景纪所以复出者，武帝末毁其副本也。其三曰：汉兴以来，将相年表其书具在，但前阙叙。其四曰：《礼》书其叙具在，自礼由人起，以下则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乐》书其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草具未成者也。其六曰：《律》书其具在，自书曰七政二十八舍，而下则草具未而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书俱亡，然叙传云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则其所载不过奏请及策书。其八曰：傅靳蒯成列传，此其篇具在，而无钊缺者也。张晏乃谓褚先生所补，褚论附《史记》者甚多，试取一二条与此传并观之，则雅俗工拙自可了矣。

也许是由于以上种种观点盛行（有些是学术之争，有些属观念之争），为正本清源，陈公伯宣握起了如椽大笔，枯坐深山，注起《史记》。

陈伯宣认为：今夫史者，其得失之林乎。百世而上评于史，而史则评于百世之下，史何容易哉？说者以古帝王右史记言，左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司马迁兼之，故名为《史记》。《史记》本之《尚书》，而详于《春秋》，《史记》所采其文其事，战国以前非惟孔子所不取，而传语之所遗者，皆穷搜而博访传之，以年语之，以国而论其世，各得其一体，迁则勒而为五，以讫于天下，尚未尽善。

陈伯宣坦言：今人常讥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后世爱迁者，多以此论，予谓不然。迁特感当世之所失愤其身之所遭，寓之于书，有所激而为此言耳，非其心之诚然也。当武帝之时，表彰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穷奢极侈，海内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黄老时，人主恭俭，天下饶给，许旨辄下。吏诛而当刑者得以豁免，迁之遭李陵之祸，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进奸雄者，盖迁叹时无朱家之论，不能脱己于祸。故曰：士穷窘得委命，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耶？其羞贫贱者，盖自伤特以贫，故不能自免于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非空言也。固不察其心而骤讥之，过矣。

陈伯宣注曰：庄子之文善用虚，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太史公之文善用实，以其实而实天下之虚。又曰：《庄子》者，《易》之变；《离骚》者，《诗》之变；《史记》者，《春秋》之变。且太史公所擅秦汉以来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独得其解云尔？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盖观其风调，溢其美者，隐而彰；惩其恶者，直而宽；贱其夷者，简而明；防其僭者，微而严。是皆合乎圣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与也。

陈公伯宣之注不偏不倚，如击黄钟大吕，一时引起朝野共鸣，仕林无不服其宏论，连后来被尊为亚圣的朱熹对陈伯宣也是顶礼膜拜，称其为“著作奇才，海内文宗。”

陈伯宣注论语惊服当朝，皇帝屡次下旨，征调其入朝大用，然其志不在官，屡征不就。最后，朝廷也只作出姿态，给了陈伯宣一个著作郎的封号。

义门陈至今还保留这样一副题联：

盐官令逢乱世避难泉州仙游，

著作郎忌宦海隐居庐山龙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