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评

■ 何诚斌

一

明末清初的计东是个可信的文学评论家。他对师友的作品也不全都说好，否则，“夫盛称其友，至溢其实，使不信于天下，不传于后世，此庸人之所为，非所为于长者也！”计东之所以这样说，或许是觉得比比皆是的“盛称”“溢美”，有损文风吧。

不过，计东又认为那些批评、攻击文坛领袖、大家的评论，如同对高山“撒尿”，起到的作用不过尔尔。他对抨击钱谦益的汪琬说，自己曾游泰山，登日观峰，尿胀了，下山去解决有四十里路，实在忍不住，便偷偷地在峰侧的隐蔽处撒了一泡尿，并发现撒尿的人不少，于是他以此事为喻，告诉汪琬，我在泰山上撒尿，“恐重得罪，然竟无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众，泰山不知也”。气得汪琬跳起来大骂。

其实，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名家攻击的人多，不稀罕；二是名家听到的是人们当面恭维、赞美之词，听不见人们在背后的批评与讥议。计东劝汪琬的学生吴诩，不要为师者讳，不要溢美失实，这样才可以去阅读、评论汪琬的著作《钝翁类稿》和《说铃》。

计东有诗：“风自长城落，天连大漠宽。摩霄羡鹰隼，健翮尔飞搏。”真有个性，有气派。

二

作为朋友，计东尽管指责过汪琬拘守文法太过，还讥笑他抨击钱谦益是泰山上撒尿，但还是挺佩服汪琬的才学，在《钝翁前后类稿序》中，称赞汪琬：“遂能贯经与道为一，而著之为文，洋洋乎积万言，而沛然不悖于圣人之道。”

汪琬的评论性文字，犀利而不浮泛。他对文坛权威、大师，都敢于直言批评。除非不读他们的书，读了就要按照自己的文学观、审美观予以批评。大凡人们赠书，多半谦虚地说，请先生不吝赐教，批评指正，而内心渴望褒奖。汪琬获书后，拿“文法”“才气”的放大镜仔细一照，又拿“经经纬史”的标尺严格一量，于是就不客气了，不给情面了，批评开来。

他批评钱谦益不知理学，所作难攀六经，“以此排诋朱、吕之学，目之曰俗陋，吾未审其孰为俗，孰为陋也。”

他批评吴殳的《正钱录》，以为“其例甚严，其词甚辨，诚有功斯文不小”，然尚乏“和平之心”“周详博大之识”，“若但盛气以相攻击，而商榷未安，则必有偏驳之病；考证未悉，则必有卤莽疏漏之病”。

他批评周容的《春酒堂文存》，虽近年“气盛志锐，好取韩、欧阳诸集而揣摩之”，本应该施以“规切教诲”，可是却“反用浮词相推誉，非仆所望于足下也”。

找问题、挑毛病、查错误、指阙失、提出批评的评论性文章，是不容易让对方平心静气地接受的，包括朋友间开诚布公的批评，弄不好也会被理解为出于嫉妒，故意抹黑，乃至恶语诋毁。汪琬得罪了陈僖、叶燮、归庄等众多朋友。

“身受才名误，文从患难真。耦耕知未遂，相顾倍伤神。”这是汪琬的诗《计甫草至寓斋》中的几句，是发自内心的感叹。

三

计东是江苏吴江人，汪琬是江苏苏州人，两人年龄相仿，同为明末清初文人。140年后，江苏阳湖出了个大学问家李兆洛，他在文学评论上继承了计东、汪琬的衣钵，不怕说真话得罪人。

李兆洛主讲江阴暨阳书院达二十年，提出文学批评应该有准则与原则，对人对己一样，不掩过，不护短，即“不自容其非，亦不肯容人非”。他写信给祝子常说：“人生何必时俗喜，何必鬼神怜？但得一二快处，倾泻肝腑，发摅瑰奇，亦足豪耳。”

作品，包括经典，到了他眼里就像真假孙悟空到了佛的眼里，很快就知道谁是原创，谁是跟风，谁是继承，谁是模仿，谁是自出胸臆，谁是刻意造作。他从比较中得出的判断，大有现代数据分析之手段。

这是不是过于严厉了？据《清史稿》记载，李兆洛这人看上去不太好接近，但一接近就会发现他是个平易和蔼之人，“兆洛短身硕腹，豹颅刚目，望之若不可近，而接人和易，未尝疾言遽色”。相对于那种表面给人一种好相处的感觉，实则城府深、心计重的人，李兆洛类型的人反而容易打交道。

对于艺术以及教育，坚持原则而不容非的李兆洛，对吾乡先贤邓石如的书法，评价甚高：“真气弥满，楷则俱备，其手之所运，心之所追，绝去时俗，同符古初，津梁后生，一代宗仰。”邓石如乃一介布衣，无权无钱，作为政府前官员、书院名师的李兆洛夸奖他，应该是对邓的艺术、人格的推崇，不带有任何功利和什么不良目的，算得上是一种“信评”。

李兆洛是个“通才”，研究范畴跨多领域、多学科。这需要特殊思维，以及很强的认知能力。其诗曰：“涧畔多瑶草，松根足伏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