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银保

那年八月，我接到了滩溪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为即将开始的初中生活而感到高兴，同时又为自己还是那样一个不爱说话、没有朋友的害羞小男生而感到不安与自卑。

开学第一天，爸爸背着行李和我一起翻山越岭徒步十多公里，来到这所于我而言，全然陌生的初级中学。

刚到校园门口，一派热闹景象映入眼帘。大门的对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进门，就听到了广播喇叭在反复地播放“新同学，欢迎你！”进进出出的同学络绎不绝。我按照张榜公布的班级登记报名。

在报名登记点，我的班主任出现了，他戴着一副深度眼镜，看上去二十六七岁，瘦高个，神采奕奕，操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时不时地用中指和食指推搡着那副架在他鼻梁上的眼镜。

他问了我一大串问题，我没有反应过来，害羞而胆怯地低着头，没有回答。

爸爸在一旁打着圆场，说我一直性格内向，不爱讲话，“开学后，适应了学校，会好些的。” 爸爸补充道。班主任老师疑惑地看了看我，又推了推他的眼镜，点点头。

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我们班主任老师姓朱名彦刚，是从金山陇知青点请来的学问最高的知青。据说，他爸爸是留过洋的大教授。因为学校唯一一位由俄语改行教英语的老师刚刚去世，所以滩溪中学在请示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之后，才和知青点商定好，将精通英语的朱彦刚老师指派到我们学校，来教初一新生。

因为那个时候戴眼镜的人特别稀罕，所以学校老师都亲切地称朱老师为“眼镜子”，而我们班的同学私下称呼他为“眼镜子老师”。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一大半，而我竟然在课堂上一句话也没说过。我总是特别羡慕同学们无拘无束地互动与畅聊。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爸爸来镇里赶集，特地到学校来给我送腌菜、霉豆腐。我们住校，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正好被朱老师看到，他把我爸和我叫到办公室，和蔼地看着我，对我爸说：“孩子还没开口讲过话。”

爸爸有点茫然。

“家里有没有孩子最喜欢的东西？”他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又戴上，继续道，“如果你能把他最喜欢的东西带到学校来，或许我会有办法。”

爸爸迟疑了片刻，把我和阿黄的事告诉了朱老师。阿黄是我四年级的时候，从外婆家里抱过来的一条黄狗。阿黄跟我可亲了，是除了父母之外，唯一能说得上话的朋友。三周前，阿黄刚好生下六只小狗仔。

“你明天把阿黄带来吧！”听着朱老师的话，爸爸故作镇静地看着我，向老师解释道：“阿黄刚生下了六只小狗狗，如果把阿黄带来，那它的孩子们怎么办呀？幼仔太小，不能和妈妈分开的。”

我知道，爸爸这么说，一怕路途遥远，不方便带来；二也是想以此为借口来劝阻朱老师。爸爸可能以为这样一说，朱老师的计划就会流产。可没想到的是，朱老师沉思片刻，仍坚持道：“没关系，一起带来吧。我帮你在学校养着。”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担着沉重的箩筐，摇摇晃晃地向学校走来，一边是大纸板箱装着阿黄和它的幼仔们，一边是一些我制作的狗粮食盘等用具。很快，小狗们咿呀的声音，吸引了同学们来到这个神秘的大纸板箱前。当他们看到我的小宝贝时，羡慕地看着我。我那颗小小的心脏在胸膛里怦怦地跳着，心中充满了骄傲。我在这十三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重要过。

朱老师让我们坐在教室外面的台阶上，这样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箩筐里的大纸板箱里面的一切了。

“我能抱一只吗？”我的同桌兴奋地尖叫着。然后，所有其他的同学都像唱诗班一样附和着，都要求抱一抱小狗狗。“好的，”我终于开口道，“但只能抱一分钟。如果传递的时间太久了，它们会生病的。要是阿黄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它会不高兴的。”我一口气说了一大串话，这可是我未曾料到的。

很快，学校的铃声响了，但没有人会觉得时间竟然过得这么快，甚至连朱老师也没有想到。他让我们坐在那里，直到每个学生轮流抱完小狗狗。然后，他陪着我走到教室前面，等同学们坐下。

当大家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向我瞥了一眼，推了推他的眼镜，微笑着点点头，似乎在向我传递着赞许与肯定，还有深深的期待。

然后，我告诉同学们那六只小狗狗和它们的妈妈的故事。我从来未曾想到它们会那样聚精会神地在盯着我，听我讲述。我没有再低头，尽管还有些许胆怯，但我的脑子里只想着我的阿黄和那几只毛茸茸的小伙伴。

我的心里充满了骄傲和自信，在狗狗来到同学们面前拯救我之前——这一切我都是无法想象的。在那天剩下的时间和接下来的日子里，我骄傲地坐在同学们中间，对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产生了新的认识。

我从来也没敢想过，狗狗们会在老师的创意下，让一个很可能患有孤独症的小男生带来这么大的转变。尽管这种孤独症，可能会在我以后的很多年时间里，都不容易被诊断出来。但从此，这一切的一切的确都在变化着。

这种改变是性灵的，是文心的变化，浸染至今。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清代安念祖的七律《赠华振轩》中的一句：“诗格清奇惊渡象，文心灵变擅雕龙。”

编辑：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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