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牯岭的教会医院（中）

■ 李　震

中华普仁医院是当时牯岭规模最大的医院，又位于牯岭中心位置，代表了牯岭医疗卫生设施的最高水平，无论是医疗设备、医院管理水准还是医生专业素质都达到了当时城市标准。

《庐山志》记载：牯岭有“中国医院一处，外国医院三处，其著者曰普仁，曰肺病疗养院。”表明中华普仁医院以肺病疗养院著称，当时所谓的疗养院，其实就是在有效的抗生素出现之前，专门治疗结核等长期疾病的场所，普仁医院就是当时牯岭最负盛名的结核病专科医院，其英文名称为“结核病疗养院”。结核病也称“痨病”，是一种主要经呼吸道传播的慢性传染病。19世纪初，结核病在全球流行，但治疗尚没有有效药物。休息、营养、适当运动等是当时结核病治疗的主要方法，而环境优美、空气流通的地方更有利于病人的治疗。德国人赫尔曼·布雷默（Hermann Brehmer，1826—1899）于1854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结核病疗养院，将结核病人集中起来，让病人在环境优美、空气流通的地方进行休息、加强营养、促进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后，欧洲及北美的一些国家也开始建立结核病疗养院，成为当时最先进的结核病治疗措施。20世纪初，在华外籍医生开始在中国建立结核病疗养院。这些疗养院采用与国外相同的治疗思路和方法，为当时结核病肆虐的中国带来新的治疗理念和方法。中国结核病疗养院在20世纪初开始建立，30年代达到顶峰。

中华普仁医院因为位于牯岭的独特优势，在当时全国结核病治疗领域享有很高的声望，这可以从医院的排名、管理的规范、医生的水准和病患的分布等几方面得到印证。

1934年，协和医学院的丙寅医学社对全国结核病疗养院进行了调查，当时全国主要的结核病疗养院或医院共20家，主要分布于上海、北平、杭州等大城市，而身在牯岭的普仁医院位列其中。调查报告称：牯岭中华普仁医院“管理规范，年报表用英文制作。如1932年12月至1933年11月间，该院共收治结核病人84人，占全部收治病人的37%。这些病人来自10个省”。

普仁医院任职的医生也好生了得。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第一任会长吴达表就曾于20世纪30年代做过该院的代院长。吴达表能够担任当时是全国最主要传染病——结核病分会的第一任会长，足见其在专业方面的分量。吴达表，祖籍福建，1904年出生于印尼爪哇，192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19世纪30年代初先后任上海澄衷疗养院总务主任和牯岭中华普仁医院代院长。上海澄衷疗养院是1933年6月，由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界泰斗颜福庆教授所创立，是专门收治结核病人的专科医院，颜福庆担任首任院长。该院2005年更名为“同济大学附属上海肺科医院”至今。澄衷疗养院名气很大，吸引过众多名人来此诊疗。1936年，宋庆龄曾请患有结核病的鲁迅先生到该院养病，该院至今仍保留着鲁迅先生的胸片。1984年，医院邀请全市专家会诊鲁迅先生的胸片，得出结论“鲁迅先生死于自发性气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局副局长兼上海红十字医院院长的邓青山曾经在牯岭中华普仁医院供职长达十年。邓青山1919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20年到牯岭中华普仁医院工作，直到1929年才离开。1929年，颜福庆教授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院长，开展人工气胸法治疗结核病，邀请邓青山赴上海担任副院长，该院即今天上海华山医院前身。邓医生在庐山深受百姓爱戴，也一直把庐山当作第二故乡，他的七个孩子中，有四个出生在庐山，在个人履历表的出生地一栏里，都骄傲地写着“庐山”二字。他不仅医术高超，还十分热心公益，充满正义感。在当选庐山董事会董事期间，邓医生对外国人在路边休息的长椅边，挂着“禁止华人使用”的告示牌非常气愤，在交涉无果后，呼吁集资在长椅边上修建了石凳，石凳上写上英文告示：“禁止外国人使用”，迫使外方牯岭公事房协商同意相互取消了告示牌。他还倡议修建了庐山第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游泳池和第一个网球场，大长中国人的志气。

牯岭中华普仁医院拥有较高的医疗水平，而且具有背靠庐山的良好环境优势，因为当年对结核病治疗的共识是，洁净、寒冷的山区空气是治疗肺部疾病的最好方法，因此吸引了全国各省的患者远道而来疗养，其中也不乏我们熟知的人物。例如1926年7—10月，方志敏就曾因咳血在该院治疗。他在《可爱的中国》中记录了这段经历：“刚到上海，又吐起血来了。这次肺病大发热度升到摄氏表41度，几至于死。”“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医治了两个月，才能缓缓地行步；后又转到牯岭普仁医院医了一百多天，肺病才得到一点转机。”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赣东北和闽浙赣苏区的创建人，1935年英勇就义，《可爱的中国》为其狱中遗作。1921年至1922年，方志敏曾求学九江，其间建立了九江地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与方志敏同时住院的病人，还有蒋光慈的妻子宋若瑜。蒋光慈是现代诗人、小说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21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大学任教。1926年8月，蒋光慈陪同新婚不久的妻子从上海赴牯岭中华普仁医院就医。由于患病时间太长，过去的治疗方法又不当，宋若瑜虽经三个月的治疗，最终未能挽回生命，死后葬于牯岭公墓。爱妻病故后，蒋光慈悲痛不已，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诗《牯岭遗恨》。刘廷蔚也是一位诗人，诗作颇受陶行知、徐志摩、沈从文赞赏，出版过诗集《山花》《我的杯》。刘廷蔚的岳父是曾担任过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燕京大学毕业后，他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获昆虫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曾任沪江大学生物系教授。1922年，刘廷蔚因口吐鲜血，久病不愈，从北京前往牯岭就医，住进了中华普仁医院。经过三年的疗养，最终痊愈出院。在牯岭治疗养病期间，庐山暮色中的森林，板桥下的流水以及雪下松枝间夜莺的鸣唱，激发了他的诗情，他写下了数十首诗歌，陆续发表在《生命月刊》上，后编入其诗集出版。1924年，陶行知先生给时在牯岭中华普仁医院养病的刘廷蔚，写了一封充满诗意的信：“庐山一山都是诗”“诗山里的诗人！你可晓得诗神要留你在诗山作甚？他一回两回地招你上去作甚？他要你斫诗树，采诗草，葬诗花，捕诗风，赏诗月，逐诗云，弄诗雪，听诗鸟唱歌，看诗兽跳舞，天晴出门游诗山，下雨回家写山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