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弹无弦琴的陶渊明懂音乐吗？

■ 戴永汉

陶渊明素以恬美静穆的田园诗驰誉于世，对历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纵观陶渊明的诗文，其文学创作与音乐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由于旧史的错误记载，以至于陶渊明的音乐素养长期被遮蔽。

陶渊明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不仅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气节、自然朴实的田园诗歌、世外桃源的理想王国，他还树立了一座音乐上的丰碑。

这位伟大诗人有着不同凡响的艺术气质和审美情怀、高雅脱俗的文化品格以及他对音乐，特别是楚声音乐的文化因子的吸纳和转化，而使其一些作品中呈现了特殊的艺术魅力，从而形成独有的音乐美学思想。

“知乐之争”由来已久

对于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人们历来赞誉有加，但对于他的音乐才华，不少人持否定意见，进而形成千年以来的“知乐之争”。

“琴棋书画”琴在首位，琴最高雅，最有灵性。“琴”为音乐的代指，因此，一个人懂不懂音乐，就看他会不会弹琴。

认为陶渊明不懂音乐的人不在少数，最早见于典籍的是南朝梁沈约所著《宋书·隐逸传》：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六十年后，南朝梁萧统《陶靖节传》一文中有“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之句。这位昭明太子可是陶渊明的超级崇拜者，陶渊明在离世近百年时，正是由于萧统编纂《昭明文选》录入了陶渊明的大量诗文，才使得沉寂的陶渊明声名远播。

到了唐代，房玄龄在《晋书·陶潜传》中有如下描述，“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明显带有将陶渊明“无弦琴”的故事扩大化的倾向。不但琴无“弦”，连琴“徽”都没有，可想而知，陶渊明的琴破到什么程度了。

这些观点基本上是源自沈约。沈约在陶渊明去世14年后（公元441年）才出生，应该说他心中的陶渊明也只是道听途说，而且陶渊明自己所写的《五柳先生传》中，只有“好读书”“性嗜酒”“常著文章自娱”之字句，并没有提及音乐。

当然，也有不少认为陶渊明是精通音乐的。在东晋文坛上，颜延之的声望很高，和谢灵运并称“颜谢”。颜延之小陶渊明19岁，与陶渊明私交甚笃。他在担任江州后军功曹时，经常跟陶渊明接触。后出任始安太守，曾路经寻阳，又与陶渊明在一起饮酒，并在临别时以两万钱相赠。陶渊明离世后，颜延之写了《靖节征士诔》文，其中有“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在这篇给陶渊明定论的文章里指出弹琴是陶渊明生活的一部分，颜延之当然是亲眼见过渊明弹琴的。所以，颜延之的观点是最有可信度。

而陶渊明的诗文有近一半篇数写有与音乐相关的内容，这在中国历代文人中是很鲜见的。下面列举两例。

其一，《与子俨等疏》：“少学琴书，偶爱闲静。”这是年逾五十的陶渊明足疾加剧，给儿子辈们的一封带有遗言意味的家信，信中回顾了自己平生得意之处，当父亲的在儿子面前当不会说假话。

其二，《拟古》其五：“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听别人弹琴时，陶渊明听得出门道。《别鹤》高亢奋进，故用靠近岳山的“上弦（即高音）”来弹奏；《孤鸾》低沉幽深，则用靠近龙龈的“下弦（即低音）”来弹奏。从琴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充分证明陶渊明通晓古琴艺术。

如果说对于不读书和不会读书的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之“不求甚解”是毫无意义的。那么，对一个不懂音乐的人或者说一个不会弹琴的人而言，“无弦琴”又有何意义呢？

正如陶渊明读书非常认真，学习十分刻苦，却说“不求甚解”一样，他不仅精通音律，而且琴也弹得很好。如果他“不懂音律，不取琴上之声”，那如何能够“载琴载咏”以“乐而消忧”？又怎能“自幼学之”达到“欣然忘食”的程度呢？

清歌不绝的音乐生活

读书、喝酒和弹琴是陶渊明日常生活中最赏心之事。陶渊明平生酷爱音乐，音乐伴随了他的一生，和他的读书、创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1700多年前的这位陶老先生，用诗文记录了他充满音乐的生活画卷。他自幼学琴，年轻时不想做官、不谋“世事”，却将心志寄托于琴和书。——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他与堂弟陶敬文经常早上一起采药，晚上一同操琴。——晨采上药，夕闲素琴。

辞官归隐后，陶渊明断绝了与外界的许多交往，日夜沉浸在读书和弹琴的闲适生活中。——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当听到亲戚们富有人情味的话语，他内心非常喜悦。平日里弹弹琴、看看书，感受田园家居的闲适，怡然自得地忘记了仕途、世俗的烦恼和痛苦。——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有时候，陶渊明会登上东边的高地上放声长啸，面对清澈的水流吟诵诗歌。——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就算是出外郊游，甚至是祭奠完墓地，也少不了要来一段音乐，以告知地下人，一定要过得欢心。——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其所描写的“清吹”“鸣弹”和“清歌”，即“丝”“竹”“肉”三者之间的关系。

陶渊明的音乐艺术修养还表现在他对自然之声的敏感和兴趣上，陶渊明有着一个音声缭绕的艺术世界。

鸟是陶渊明笔下一个高度人格化的艺术形象，鸟的翩飞鸣叫，不断地激发着诗人的灵感和想象，也深深地寄托着他的情志和理想。

它们和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情感世界。——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一对轻飞的春燕返回旧居时的对话，亲切、静谧，娓娓动听，仿佛春宵的情语，恰似夏夜的清风。

那轻落在他庭前树梢的飞鸟，悠闲地鸣叫，犹如诗人在酬唱，勾起他对远方朋友的思念。——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

鸟儿归林返巢，提醒游荡在外的诗人该回家了。于是，便将自己的住处取名“归（规）林”。——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辉。

而对于失群之鸟，诗人却又是充满同情。——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陶渊明对其他自然之声也非常敏感。

乡村的鸡鸣犬吠——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荒山里的猿啼——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

秋风吹拂落叶声——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

流淌的涧水声——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长江的波涛声——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

雪花飘落声——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陶渊明以音乐家的耳朵静听着雪的声音，进入“大音希声”的哲学胜境。

因为醉心自然之声，所以，对车马的喧闹能够充耳不闻，能够保持心灵的宁静，这是一种何等淳淡又高深的精神修养！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便是他的审美胸襟和哲学思辨。

钟爱楚声音乐

陶渊明的音乐作品以《归去来兮辞》和《拟挽歌辞》为代表，向人们昭示着他的艺术气质和音乐修养，也从一个方面展示了这位田园诗人丰富的情感世界。

楚声（亦称楚调）音乐本是战国时代兴起的具有鲜明特色楚国民歌，调式多以商调为主，故有“楚商”之称。楚辞是用于歌唱的文学作品，楚声对陶渊明文学创作非常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最喜欢商调，他的《杂诗》中“离鹍鸣清池”的“离鹍”就是当时流行的楚调琴曲《鹍鸡游弦》。还有《闲情赋》中 “悲商叩林”、《还江陵夜行途中》中 “商歌非吾事”和《咏荆轲》中“商音更流涕”等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说陶渊明“无弦琴”的哲学本质在于其终极性的理性思考，而慷慨悲壮、凄美动人的楚声连同其众多的诗文，则是陶渊明在回归田园之后对人生的深情呼唤，更是他对于世俗的执着抗争。

晋宋之际，楚声在陶渊明的家乡江州柴桑一带很流行的，而且一直沿袭至今。今天的 “九江山歌”就是楚声的化身，其特色之一的“三声腔”与荆州的“三声子”“三声调”有很大的相似，这与陶渊明有着深厚的渊源。地处今九江市西南一带是东晋时期江州及寻阳郡治所寻阳城的所在地，也是陶渊明主要的活动范围。

陶渊明之所以钟爱楚声，一是他母亲为楚地（武汉）人，从小受其影响；二是陶渊明于公元400年到江陵出任桓玄的参军，长期在荆州生活，对楚声有很深的接触。他曾奉桓玄之命赴京都建康（南京），返回江陵途中遇大风在桑落洲规林村避风，写下《阻风于规林》。

《归去来兮辞》本为琴曲之曲辞，是入乐演唱的。就其音乐性质而言，它属于楚声。楚声歌词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大量地运用衬字“兮”，好比现代歌词的“啊”“啦”“来”。“归去来兮”这一语句的重复以及“兮”字应用，可以证明这一点，古人也有相关的论述。

明代嘉靖《梧冈琴谱》之商调部分录入了《归去来兮》琴曲，后经过历代琴师的整理和加工，曲谱日臻完美。1925年，古筝大师魏子猷在《归去来兮》的基础上完成了《渔舟唱晚》的创作，后经徒弟娄树华的加工润色，成了蜚声世界的中国古筝名曲。

再说《拟挽歌辞》。挽歌是类似于劳动号子的音乐形式，产生于上古时期，因其曲调悲哀，多被丧葬仪式所用，以哀生悼死、慎终追远。挽歌既是一种行为、一种哀祭文体，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文学现象。

魏晋时期的挽歌在原先基础上创新和改造，赋予新的结构形式和艺术因素，耽爱挽歌成为当时的风尚，这对陶渊明当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陶渊明《拟挽歌辞》共有三首，其曲调属于相和大曲，辞意与《薤露》相近。了解中国音乐史的人都知道相和曲是从汉代至西晋时期北方的民间音乐，随着东晋政权南迁，逐渐与南方的“吴音”“楚音”融合成一种新颖的被人称之为“清商乐”，在传统音乐中占据主导地位。

挽歌独特的悲哀情调和凄美风格，表达了时人以悲为美的审美观念，也是他们独具风神的生存哲学的诗意显现，而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也成为中古时期挽歌诗中最为辉煌的巅峰。

“无声之乐”的音乐美学思想

陶渊明有着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他深受道家自然美学观的影响，在他留下的140多篇诗文中，引用《庄子》《列子》的典故就多达70多次。他对自然的理解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从而也形成了陶渊明的音乐美学思想。

他早年就崇尚“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音乐观，认为丝弦弹拨的音乐不如竹木吹出的音乐动听，而竹木吹出的声音又比不上人喉咙唱出的声音。

从他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到中年的“有志不获骋”，再到晚年的“猛志固常在”，“大济于苍生”的济世热情贯穿着陶渊明的一生。可是，在国家濒临崩溃的动乱年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负根本无法实现，他无奈、无助、无语。

他生性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权贵。终于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也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和人物形象的升华。归隐田园后，他以琴适兴、以酒怡情、以诗抒怀。向往“没有争斗，没有贫富，无忧无虑，悠闲自得”的“世外桃源”。写出了超脱凡俗、任性而行、怡然自得的诗文，开启一代文风。为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成为中国后代有志之士的楷模。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是陶渊明音乐美学思想的具体反映和对音乐艺术的独特见解，是他“无声之乐”的基本论点，是老子“大音希声”“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的改造和发展，是对传统封建礼乐思想的挑战和批判。

说陶渊明不懂音律，实际上是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比别人更透彻、更深刻。在他看来，音乐到了没有声响的程度，就会和谐到极点。有声响就必定是由具体的人在奏唱，就会刻意地修饰、做作，使“乐”有了具体的表现内容和形式，就会刺激人的耳朵，就会使人陷入律节之中而影响了用心去“听”那理想之“乐”，限制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而乐器的音域又限制了音乐曲调的发展，也就限制了人们欣赏音乐的空间，约束了想象力的发挥。欣赏者应该将有声的音乐语言融入无声的想象之中，使审美主体的思想能超越时空而自由遐想；不是用耳朵简单地去听“乐”的音响实质，而是用心去感悟“乐”的优美、深邃和力量，获得美的感受和艺术创作的灵光。

后世影响深远

陶渊明的自我秉性、文学风格以及音乐美学思想，影响了历代无数文人墨客。他家乡的庐山不只是风光旖旎而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那就是人们多为“寻渊明故里、追陶潜足迹”而来。李白、白居易、苏轼、朱熹、王阳明等诸多名家，其中，以白居易和苏轼尤为突出。

陶渊明历经多次政权更迭，看到生灵涂炭，从小就怀有匡扶天下的远大抱负和对底层大众人民的热爱。而白居易生活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与陶渊明极为相似，藩镇割据，战事频发，百姓流离失所。为避战难，他在十多岁时曾离乡背井，他有着对人民深刻同情和对暴政的痛恨。终因无意触犯权贵，遭人陷害而被贬江州。

早年的白居易虽然认同儒家的“乐教思想”，认为音乐影响政治，但又不赞成把音乐视为政治的附属品。来到江州的白居易，他重新审视人生，思想发生重大转折。

白居易的诗有很多与音乐有关的内容，如《琵琶行》《长恨歌》《夜筝》《霓裳羽衣歌》《五弦弹》《听李士良琵琶》等。他对陶渊明崇拜至极，来江州后，他多次参拜陶渊明故居，深有感怀：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访陶公旧宅》）

他念念不忘陶渊明的无弦琴。“舞腰歌袖抛何处，唯对无弦琴一张。（《夜凉》）”“行披带索衣，坐拍无弦琴。（《丘中有一士》）”

白居易青年时就因《赋得古原草送别》以及《长恨歌》而声名远扬；因《与元九书》的文学理论蜚声文坛；又因倡导“新乐府运动”而开一代诗风。陶渊明29岁出仕，任江州祭酒。而白居易在29岁时高中进士，后任翰林学士，意气风发。官阶、地位远高于陶渊明，但他在陶渊明面前却显得非常卑微，作为一个大诗人，竟然像初学诗者以“效陶潜体诗”为题，写了十六首。更有意思的是他干脆“剽窃”陶诗《东方有一士》而写成《丘中有一士》。

《琵琶行》中的“此时无声胜有声”，是老子“大音希声”、庄子“至乐无乐”观点的沿承，与陶渊明“无声之乐”音乐美学思想一脉相袭。

如果用当下最时尚的话来说，陶渊明还有一个“铁杆粉丝”，那就是苏轼。世人都知道，苏轼的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不管是去黄州，还是到惠州，抑或是往儋州，这位“北宋第一才子”随身都带着一个宝典——《陶渊明集》。

苏轼将自己比作陶渊明，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只渊明，是前生”。陶渊明的125首诗，苏轼竟和了124首，无人超越。他经常引用，化用陶渊明诗文，有着与陶诗相近的思想感情和意境风格。如《哨遍》（为米折腰）就是取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加以改造而成的。

他学习陶渊明放低标准、知足常乐的精神，随遇而安。“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馆粥耳。”而且，像陶渊明那样，善于从生活中寻找乐趣。在他看来，真正的生活乐趣并不在于物质的拥有和享受，而是生活所带来的清新独特的感受，人间有味是清欢。

当苏轼的人生处于逆境时，他能够随缘自适、任天而动。像陶渊明那样“委心任去留”“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在读书写作中寻找乐趣，心态平和，笑对人生。当他“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以苦为乐的同时，却又发出“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怜悯天下苍生感叹！

陶渊明也好，苏轼也好，正是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品格和傲骨，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安于贫困、乐观豁达。这般的淡然，如此的通透，问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