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往事之——

九江在“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作用

■ 冯晓晖

概述：

1919年6月12日，九江工商界举行罢市，声援“五四运动”。

1919年5月6日、8日，九江商界、学界、绅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广东军政府，要求我国参加欧洲和会代表拒绝在“二十一条”上签字。

5月15日，九江市民罢市，以示抵制日货。与军警发生冲突，伤多人，亡一人。

5月20、21日，九江南伟烈等学校学生连日集会，宣布罢课，并推举代表赴南昌，与省城中学联合会联络，以求协调方略，并于5月25日正式成立九江学生联合会。

6月6日，九江学生开始罢课，并通电全国，要求中央政府决不能放弃青岛。九江各女子学校的学生亦分赴各地，劝导女界不用日货。

6月12日，九江码头工人罢工，拒绝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轮船装卸货物。轿工同时罢工，拒不抬送日本人。南浔铁路工人也罢工，表示声援。

评述：

以上是《九江市志·大事记》中关于九江“五四运动”的几条记录。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深远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的共计3000名学生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北洋政府预备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拒绝合约签字，严惩卖国贼，并提出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正在北大读书的九江学子许德珩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策划和组织。他受各校代表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北京学生们掀起了“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的学生也随之响应，其后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首先是商人，其后是工人，运动得到了全国各阶层的响应，各地的城市中都掀起的波澜，这些波澜中有的仅是微波不兴，有的却是惊涛骇浪。

九江，是掀起“五四”浪潮最大的城市之一。据史料记载，九江是江西省响应“五四运动”最早的城市。1919年5月6日，九江学界得到北京传来的消息后，立即发动各校学生广泛宣传。

5月10日，即“五四运动”爆发的第六天，九江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请求释放被俘学生，支持正义举动。12日，九江教育会、南伟烈大学（今同文中学）、第六师范学校（后停办）、第三中学校（今九江一中）、圣约翰中学（与今柴桑区一中有较大渊源）等学校联合向北京政府致电，除请求释放学生外，还乞求政府万勿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两天后，斗争开始升级，部分商帮宣布准备抵制日货，规定在数日后凡从上海方向来的运载日货船只，一律不得在九江卸货。

5月17日，九江第一次召开了绅商学界联合大会，由本市士绅、商会和学生代表参加，会议提出组织国货维持会，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储金团。会议还讨论现存日货处理等问题。

5月20日，在听闻外交努力不成功的消息后，九江各校实施总罢课，儒励女校的学生发动起来，走访各家各户，劝导妇女抵制日货，并分发自制的国旗，向妇女宣传爱国理念。

5月21日，九江码头工人开始拒绝为日货装卸。继学生、士绅和商人后，工人也被动员起来了。

6月12日，九江实施罢市，店铺关门、铁路停运、港口运输中断，在日企工作的职员纷纷辞职。九江政府及军警也难以压制全市人民的爱国行动。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出版的《道路与选择》一书中，记载了下面这条有趣的故事：“九江划驳工人拒载日本人过江。一小划子载一东洋人，被工人发现将此划子拖上坡挂在树边，用粉笔在船板上写上‘此船不爱国’五字。”

在九江声援“五四运动”期间，九江的工人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庐山的轿夫们宁可无收入，也不给外国人抬轿子。据报载，“是日‘宁绍’下水，有美国人往庐山避暑，有行李二十余件，均无人敢搬”，美国人愿出洋两元，工人说：“我们并不是说先生钱少了不搬，是因为日本人欺我中国太甚，是以我们罢工。”美国人只好自己动手搬运，并说：“中国人热心甚好，不久即可强国。”

本次罢市，大约持续了一周，最后在九江政府的勒令下结束。其后，九江县知事袁延闿自知得罪了地方，难以在九江立足，回到省府辞职。

九江历史上第一次大罢市虽然画上了句号，但抵制日货的活动却远远没有结束。笔者翻阅那年的报纸，发现到12月底还有相关的报道。在此期间，又发生了很多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将运动持续长达8个月的城市，极为罕见，大多数城市的抗议、罢工、罢市活动都在6月份结束了。

“五四运动”在九江，是一场堪称波澜壮阔、前所未有、影响深远的群众运动。一百多年过去，笔者读到那个时代的文章，仍觉得心潮澎湃，为前辈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阅读历史的原始档案，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那块“五四运动”的浮雕，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它是那个年代真实的写照，也是对“五四运动”九江街头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