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毛巾

■ 景玉川

家乡的小城正在进行改造，故居所在的旧街东大街也在其中。临街的房间被要求全部腾空，匆匆收捡中，我见三楼角落里有一只旧铁皮箱，忙将它拎起与需要保存的物件放在一处。这只小铁皮箱跟随我几十年，从十几岁当“知青”，到后来上矿山、进工厂、上大学……一直到我结束了单身生活。成家后由于购置了书桌、书架、衣柜，我便冷落了那只小箱，调动工作时将它留在了县城老家。

小铁皮箱里存放的，应当是当时认为值得保存的东西。打开一看，果不其然，里面有几十年前的师友们写给我的信件，我的小说手稿，还有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刊物所发文章的样刊，练习书法的字帖赵孟頫《汉后将军赵充国颂》……每一件物品都附载着一桩往事，都能牵出一段回忆。铁皮箱里还有一条普通毛巾，毛巾一头印着一圈红色的小字：“一九八一年卫生先进 奖 九江地区爱卫会”。

毛巾从来没有用过，但放了40多年，虽然是存放在封闭的箱子里，岁月也使它变得很旧了。

这是父亲的遗物，也是他一生获得的唯一一次表彰时所得的奖品。当时他好像没有参加领奖会，是选区（现在称社区）工作人员送上门的。

父亲是个卑微的人，没有工作单位，以前开过店铺。“公私合营”后，他让母亲去“公私合营”的合作商店当营业员，自己摆个修理电筒、钢笔的小摊。母亲月工资18元，他的收入应更少，我兄妹六人，家里的生活拮据可以想象。我上中学时是一个充满革命气息的年代，摆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会被人瞧不起。我们也觉得父亲落后，赶不上时代，作为子女，也跟着被人轻视。对孩子来说，家庭困难可以克服，最难堪的是他人轻蔑的眼光，但“出身不由己”，作为晚辈又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能忍屈受辱，在出身好的人面前处处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

“文革”中掀起了下放农村的高潮，不仅大、中学毕业生与机关干部要下放农村，城市自由职业居民也要下放农村。这时，母亲已被“合作商店”清理回家，父亲的小摊更是生意清淡。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家要被下放农村了。果然，一天家门外响起锣鼓声，是居委会组织人敲锣打鼓送“喜报”来了：父母和两个未成年的弟妹被通知将“光荣”地下放农村。与“喜报”一同来的还有每户下放居民都有的礼物：一幅一尺见方的长方形铁皮画，铁皮上印的是那个年代印制最多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画两旁还有两行红字：“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想：父母与弟妹之所以被下放农村，也许就是由于摆摊单干的父亲，在那个年代属于底层的“社会闲散劳动力”，当然被视为“吃闲饭”的人。

在县城，弟妹卖茶，父亲摆摊，一天还能挣上几毛钱，当将这二老二小四个不会农活的人送到农村，他们还真的成了“吃闲饭”的人。那时全家住在一间祠堂里，父亲在生产队打钟，早、中、晚通知社员开工收工，每天记两分工。母亲小脚，不能出工；弟妹年幼，不能挣工分。他们下乡后，父亲每天挣的两分工自然抵不了一家四口的口粮钱，确实给当地农村贫下中农带来了负担，生产队长常常恶语相向，说这一家人就应该饿死！幸亏我有一个族兄在大队当民兵连长。在他的帮助下，尽管每次领取口粮都是在喃喃的骂声中，但总算能艰难地延续生命。那时，我和两个妹妹都下放在别的公社当“知青”，不到年底，是没有钱拿来给家里买口粮的。记得父母下放的那年年底，家里又为领口粮发愁，恰巧那天我回来了，带来了领到的几十元钱，及时化解了危机……日子就这样煎熬着打发。几年过去，终于等到了落实政策，全家返城回到旧居的那一天。

回城后，父亲照样摆摊修电筒修钢笔，收入尽管很少，但比在乡下打钟还是要多一点。这时我已在矿山当上了工人，有了工资，可以接济家里。再后来，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我们几兄妹都有了工作，全家的生活也有了保障。父亲虽然仍在摆小摊，但不管他收入多少，对家里来说都已无关紧要。

摆摊之余，父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扫地。无论在城里还是乡下，只要一回到家里，他就会拿起抹布抹桌子，拿起笤帚扫地。抹布只是在家里用，扫地他则要从屋内扫到屋外，扫过通往大街的长长的小巷，一直扫到大街街口。我家附近有一公共厕所，那时没有清洁工，扫公厕也被他“包”了下来。那时常有郊区农民或城区菜农到公厕舀大粪当肥料，他们免不了会将粪便污秽弄到地上，给上公厕的人带来不方便。父亲为此常与这些舀粪人吵架。

我们适应了父亲的行为，不置可否，也从不过问。倒是母亲不止一次地笑话他这种“抹布笤帚不离手”的习惯：你死后，我要在你坟上放一块抹布，插一把笤帚。

1981年，听说父亲得奖了，是选区送来的，那奖是九江地区爱卫会颁发的“爱国卫生奖”，奖品为一条洗脸毛巾。我回家后，见到了那条印有红色“奖”字的毛巾。毛巾虽普通，但对于父亲来说，也许意义不一般，因为它显示了一个时代的变化，父亲自己是不可能意识到这些的。

尽管这个奖与奖品在当时也不起眼，有点微不足道。但如果在过去，这个奖绝不会颁给一个摆摊的个体户，这种职业在那时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当时的革命气氛所不容；至于数年如一日志愿扫公厕，扫周边道路，虽然是做好事，但要看做好事的是什么人，被视为社会闲散人员的落后分子，肯定不能参与评奖；只有改革开放后，时代变了，劳动者身份平等，摆摊的父亲才有幸得奖。

不知父亲是如何看待他的获奖。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当时就将这条毛巾放进了我的小铁箱，谁知一放就是几十年。

电筒、钢笔渐渐被淘汰，倘父亲尚在，他的小摊也摆不成了。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不断变化着前进，从物质，到意识与风俗。

父亲于20世纪80年代末去世。出殡的那天，送葬的队伍很长。可能源于县城小，小城里年纪稍大的人多见过这位喜欢扫街的老人，所以愿意送他一程。

周刊邮箱：jjrbcjzk@163.com

主编热线：13507060696

编辑：柳飘蕙

责编：钟千惠

审核：杨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