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汗 漫

遗  爱

唐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三月末，他在庐山建成这座“三间两柱、二室四牖”的草堂，对妻子杨氏感叹：“终有这安身之地，可享天年……”

此前的长安，后来下庐山奔赴的苏州、杭州，及至终老辞世的洛阳，都有他绘图、指点、监工后建成的家园。不喜欢旅馆、租屋或衙门一角，就是不喜欢漂泊感、悬空状。贬谪外放于每一地，他都以为是最后归宿，遂以一场场土木工程消解不安。房屋前，一概掘出或大或小的荷塘，诗文里，反复书写荷花与莲香。当然，这些房屋已消逝于岁月风雨，后人苦苦考证、复建，作为名人故居，供游客游览、感叹。

这个人，就是白居易，时年46岁，已经领悟居于人间之不易。

因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被政治对手谋杀（元和十年）而为之鸣不平，更因《卖炭翁》《秦中吟》等诗文刺目逆耳已久，白居易成为同僚排斥嫉恨的异端，继元稹等知己被逐出长安后，亦遭贬放，来到江州亦即浔阳（今江西九江）任司马，以闲差领取一份俸禄。衣食无忧，却郁郁不振。在庐山，在这座草堂，他给元稹写信，遂有名篇《与元九书》，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现实主义文学观。对于因持守“新乐府派”写作立场而罹祸，他无怨无悔。那，其实也是孟子、司马迁、杜甫们的立场。

庐山上的这一草堂，由官方在1988年，据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所叙景象，重建于原方位。施工中，从地基下，挖掘出据传为白居易书写并刻就的“花径”二字石碑，像献给后世诗人的祝福：去走一条如花路径吧，去爱吧，而美转瞬即逝。千年后，异国诗人里尔克在《秋日》中，也写了“房子”和“道路”：“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道上不停地/徘徊，当着落叶纷飞。”似乎在向一个爱建房子、写信、散步的中国唐代诗人倾诉。

壬寅秋，我与友人张锐锋、冯杰、林那北，相约来九江聚会。提前一日，我坐高铁自上海抵达庐山站，乘出租车，独自先来草堂探访。多年前的青春时代，我曾来庐山潦草一游，着眼于李白望过、写过的瀑布等热闹处，却忽视了白居易的足迹。这一次来访，是补课。

草堂游客寥寥，地上满是落叶。荷塘里，莲蓬枯了，一枝枝高出半绿半黄的荷叶之上，似匠人以铜打制而成，犹如士子之嶙峋瘦骨。白居易雕像立在荷塘边，看见我也一声不吭。我不是他牵挂眷恋的元稹、刘禹锡，天气也不是即将落雪的傍晚，红泥火炉，对饮热酒，这种可能性就基本没有了。

草堂三间，素朴简洁，不可逾越长安规定的官员礼制。周围，曾有遗爱寺，白居易屡屡去寺中访问，与僧人闲叙、唱和。眼下，寺已无迹可寻，余一佛塔，像穿着一身野草杂树的高僧。鸟叫三两声，如棒喝或偈语，我缺乏悟性，听不懂其中深意。香炉峰抬眼可见。那峰顶，自初冬至次年春，一层积雪，由厚而渐薄，如白头翁，在初夏返老还童复青葱。再稍远处，是引发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名句灵感的西林寺。

为庐山和浔阳献上最多修辞美感的人，是白居易。李白和苏东坡到此一游，挥笔立就，匆匆离去。白居易在此盘桓了4个年头，留下诗作80余首，文章、书信百余篇。《琵琶行》自不必说。《庐山草堂记》开篇，“匡庐奇秀，甲天下山”一句，被种种关于庐山的游记、广告文案、演讲词、电视风光片解说词反复引用。对天涯沦落者和山水自然，抱持深沉爱意，是一个写作者在汉语中得以“永生”的秘诀。

白居易最痛切的爱，遗留在写于浔阳的《夜雨》中：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

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

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

在夜晚的浔阳江畔，白居易想起早年所爱的女孩，辗转难眠。雨水敲荷叶，淅淅沥沥。他起身，燃烛写诗。白居易感时伤世之作颇多，情诗较少。这些多和少，构成其“诗人”“赤子”“情种”的繁复形象，如庐山苍茫纵横万千重，无法一目了然。

青年时代，白居易爱上少女湘灵。母亲以“两家门户不当”为由，不允。入长安，白居易35岁写出《长恨歌》，其中的山盟海誓，或许也代入了他与湘灵间的炽烈情感。立身成名后，白居易再次请求与湘灵成婚，仍未获允。直到37岁，在母亲的逼迫下，方与名门之女杨氏联姻。乘船来浔阳就职途中，白居易巧遇孤身漂泊的湘灵，两人抱头痛哭。“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擦泪，各奔前程，不复再相见。53岁，他自杭州赴洛阳任职，绕道去初次认识湘灵的宿州，徘徊半日，旧爱前情，如孤鸿不可觅，作《花非花》，感叹“来如春梦几多时”。75岁，埋骨于龙门石窟对岸。于白居易而言，伊河之上翩若惊鸿的女神就是他的湘灵。

在庐山，白居易建造草堂，与遗爱寺为邻，看见寺名就想起湘灵。诗人与寺院，遗落爱，只能将爱重现于修辞——写作或诵经，在韵律与节奏中，缓解那入骨入髓的困顿和惆怅。

在《庐山草堂记》中，白居易写道：草堂里，有儒、道、佛书各两三卷。元和十四年，48岁，别江州，相继赴忠州、杭州两地任刺史。临行前，上山，他在草堂里住了最后一晚。次日晨，将草堂钥匙交遗爱寺僧人，请代为打理，相约再来山中重聚。

我喜欢《庐山草堂记》的结尾：“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

“南阳”这一地名，参与了白居易的叙述和命运。我是南阳人，与白居易有话可谈。这样想着，忽觉白居易在荷塘边那尊石像里，对我笑了笑，各自都减却了一丝孤单。

一枝枯莲蓬

在陶渊明墓园，我们没看见这位田园诗人所热爱的菊花。菊花开放时节已过去。墓边，柳树种了不止5棵。这里甚至还有条“柳巷”，人们以中文、韩文、日文、英文4种文字标于路牌，彰显了陶渊明在世界的影响力。眼下，柳树萧索，毕竟已霜降。即便江南，气温也正日日下跌，如暮境里的人，“感吾生之行休”。

白居易初来江州，四处寻访陶渊明遗迹。不见其故居，怅然若失。田园与农事依旧，云行鸟飞依旧，树木欣欣泉水潺潺依旧，南边那一座庐山青苍依旧，“觉今是而昨非”“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之人生喟叹依旧。

正是在陶渊明种豆除草的田园里、在草绿花红的墓园前，白居易动念，要去庐山上构建草庐以度残年。他寻找自己的桃花源，尽管桃花源也许只存在于理想中、修辞里。他去大林寺看桃花，得诗一首：“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似有顿悟：山寺一朵桃花，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桃花源，抵御孤寒和凋败。

当然，眼下，壬寅秋风里，桃花不可见。

来墓园拜谒前，几位友人去一个村落，探访桃花源的原型——放弃寻找桃花源，转而寻找其原型，表明我们是理智的人。如此，离桃花源更远了，也就更近了？据说，正是在深山峡谷间的这一村落，陶渊明获得了写《桃花源记》的灵感。

我们乘汽车穿过蜿蜒山路，而非乘小舟穿过极其狭窄的洞口。周遭峰岭逶迤，草木苍郁。下车后，遇到的村民都捏着手机，迅即而全面地把握时代和世界。他们推介民宿，赞美庐山云雾茶：“先生们待几天，看山喝茶，就能确认这里是桃花源的原型了。”我们和他们都笑了。各自买几包云雾茶，像买了几团云雾。回到天南地北各自的书房，端起茶杯，闻着袅袅浮动的茶香，就是置身桃花源。

陶渊明墓地前，有一方池塘。水干涸，满塘莲蓬枯萎，与白居易庐山草堂前池塘里的莲蓬一般情状。莲藕在塘泥深沉处，隐忍蓄力，待来年春夏雨水滋润，生发新一轮荷叶、花朵、蜻蜓、莲蓬。

白居易去世两百余年后，北宋的周敦颐任职赣南，在庐山建濂溪书院，培养济世经邦之才。这一时期，朝廷危机重重，汴河浑浊怒云飞，仁人志士何处去？“彰显与隐逸”“介入与自守”“担负与放下”，这些困扰中国士子的古老疑难，需要每一代知识者做出选择。下庐山，周敦颐在陶渊明墓前徘徊、求解。大约也面对此荷塘，他有所思，写成《爱莲说》，张扬一种与“归隐”相反的主题：君子自强不息，绝不以种种后退与逃避，把世界谦让给权奸与佞臣。在孟子所言“可以止则止”外，周敦颐更倡导与此紧密并列的另一句——“可以仕则仕”，以振拔凌厉之姿态革故鼎新。在这一名篇里，周敦颐以不蔓不枝、中通外直的莲象征君子，用清洁的精神去救赎一个时代。

《爱莲说》开篇即作断语：“晋陶渊明独爱菊。”复言：“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将菊花与莲这两种意象进行对照，以区别隐逸者与君子，这是周敦颐文章破题、立旨和自洽的需要。但陶渊明或周敦颐都明白：菊花与莲，乃至人间万般草木，并无不同，均可象征隐逸者与君子，故有“草木之人”一说。隐逸者与君子，并非别如云泥，实融通无碍。“止”以独善其身，“仕”则兼济天下。

陶渊明面对“折腰之可能性”，回归田园，并未去做一个消极避世的高人，而转型为除草种豆、心系桑麻的劳作者——“人生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这句诗，似乎在致敬陶渊明。

陶渊明非独爱菊花，像农夫，爱所有植物、农作物和节气，并无分别心、厚薄意。“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这些诗句证明，陶渊明对田园的情意无边无际。陶渊明当然也爱莲：“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或许出于创作《爱莲说》的目的，周敦颐选择暂时忽略了陶渊明对莲的喜爱。

白居易、周敦颐之后，苏轼出现在浔阳江边。在庐山上横看侧看一番，下山，访陶渊明墓和田园。因“乌台诗案”，他此时被贬放于长江对岸的黄州。之后，愈贬愈远，自惠州再至儋州。每感体弱神散，埋头读陶渊明。读一首就停下，回味半日，“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途中，持续作《和陶诗》系列。数年间得诗100余首，以相同的题材、形制、韵脚，追步陶渊明。“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轼作文之心得，正来自陶渊明立身之秘诀，并成为历代士子理想中的自我形象。一代代得意、失意者，以浔阳江边的这一个归来者，作为标尺和热茶，校正自我，慰藉身心。

我们这一行人看荷塘，各自得意失意否？多想成为陶渊明、白居易、周敦颐、苏轼的同代人，向他们求教。我迈进已干涸的荷塘，采来数枝莲蓬赠友人。太原人张锐锋一手持莲蓬，另一手握烟斗，小规模的烟缕像雾气，笼罩于核桃木制成的“小荷塘”。福州人林那北，手举莲蓬，在荷塘边走来走去，让我拍照：“背影大师，快拍！”我手举相机：“你背对我，才能面对陶渊明。”郑州人冯杰，是诗人也是画家，承诺画两枝莲蓬送我，一枝青莲蓬，一枝枯莲蓬。

我们各自手举莲蓬，出陶渊明墓园。路上行客，投来诧异目光，像看见几个在莲蓬头下淋浴的人——在光天化日下清洗自我。一个人，如何能容得下一丝污浊？我要把这一枝枯莲蓬带回上海，插进花瓶，一抬头就看见陶渊明、南山和田园，多好。我的文字也渐渐被感染，与莲子没了区别，多好。

壬寅秋，几个异乡人游荡于南山下，陶渊明若凌空目睹，应该高兴地打一声招呼：“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

夜送客

经张锐锋提议，我们把餐桌周边的大椅子换成小凳子，使原本分开两桌的友人，肩并肩挤坐一张桌子旁。桌面，摆满烤羊肉串、烤藕片、烤鸡爪、串烤韭菜、香辣鸭头、铜锅羊蝎子、皮蛋拌豆腐、啤酒、米酒、白酒……

这是临别前的夜晚，次日，我们将离开浔阳。

作家李晓君和江子，自南昌奔来，把我们从旅馆唤出，来到浔阳江边的烧烤店，聚饮，像古人送别，送一程再送一程。晓君儒雅，感叹：“浔阳江头夜送客啊……”江子高大，接着念：“枫叶荻花秋瑟瑟啊。”像逗哏与捧哏。大家都笑了。晓君与江子曾是同学，如今在南昌的同一院落共事，情感与默契度非同寻常。

我想起了白居易和刘禹锡在扬州初相见的夜宴，一人赠诗“沉舟侧畔千帆过”，另一人回赠“举眼风光长寂寞”。可见，一次杰出的相遇是多么重要，一个杰出的夜晚，对于中国修辞之美多么重要。

本文试图以“浔阳”指代“江州”或“九江”，唯因《琵琶行》开篇夺人眼目、深获我心：“浔阳江头夜送客……”

司马迁在《史记》中叙述此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他大概是第一个来九江、登庐山的文人。关于这壮美江山的叙写与抒情，还需要耐心等待陶渊明、李白和苏轼们，次第出现。

当白居易在秋夜骑马送客至江边，“浔阳”一词的意蕴，开始浓重于“九江”。因为，我们都是白居易，都是白居易所送的无名客人，都是怀抱琵琶的女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别有幽愁暗恨生”。

壬寅秋，这一次烧烤店聚会，对桌旁诸位友人来说，是难忘一夜。我们虽然缺乏前贤之境界，但处于浔阳江头，内心必有变化：虎变化、豹变化、龙变化、鱼变化或莲变化……各自文章，必平添几分壮美或奇丽。

几天来，我在浔阳街头游荡，见到许多烧烤店的标牌。此地气候潮湿，辣椒和姜，责任重大，贯穿一日三餐，在肠胃肺腑肝胆中焕发热力。“白居易写我们江西人，‘呕哑嘲哳难为听’，让人郁闷！”江子喝酒后脸红着，像辣椒，“我声音是难听，大概吃辣椒辣坏了嗓子。我年轻时很帅的呀！现在嘛，头发略单薄而已，喝酒驱寒的缘故吧。”大家笑他自恋。晓君细语：“要感谢白居易，没有《琵琶行》，浔阳江哪有这么大名气，让朋友们跑过来找琵琶女。”大家起身，为白居易干一杯酒，为琵琶女干一杯酒。

我们的确去了浔阳江边，寻找白居易和琵琶女，无果。江面上，没有茫茫江水浸润的那一轮月亮，没有东船西舫、添酒回灯，没有“大珠小珠落玉盘”。

岸边有琵琶亭，纪念天涯沦落人和琵琶。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王阳明等士子，携带各自的才华和困厄，来琵琶亭站一站、想一想，对于异代知音不能“移船相近邀相见”，只得长叹大醉一番，顺水或逆流而去。尤其是黄庭坚，遭贬谪死于宜州3年后，尸骨由亲朋护送回修水入土，终于摆脱迁客身份，成为这浔阳江的永恒主人。

江边，浔阳楼依旧在。当年这里是餐馆，白居易走进去、喝酒、写诗。我登楼，无跑堂高声接待，无食客、餐桌，无灶火、醋味、油烟气，楼梯与窗棂过于堂皇。历史上屡废屡建，而今这一座新版浔阳楼，像药引，仅仅负责引发出贯通今古的药力，帮助登楼人克服孤绝感。墙上，有宋江大醉后挥笔题写的一首诗。《水浒传》中相关故事，成为这座楼吸引游客的热点。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同样有能力阐释时代，类似于梦境里的美人或亡父，能够完善一个夜晚。在元末明初的纷乱时光里，施耐庵也许曾来过浔阳楼，想一想白居易和琵琶女，下楼，写作，把愤懑嫁接到一群北宋人物身上。

现在，烧烤店内，一盏铁灰色外罩的吊灯，圆圆的，低垂于餐桌上方，像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笔下田纳西峰顶的那一只坛子，让周围的事物和思想，朝它聚集。当我起身，向友人敬酒、说深情的话，彼此的脸，因灯罩遮挡变暗了。坐下，彼此的脸，又亮起来。

“浔阳江头夜送客”，乃至人间种种送别，选择夜晚，实因夜色可遮掩伤感。万不得已在白昼分别，最好是淡淡阴云天，可稍微隐匿一丝内心波澜。故陶渊明作《停云》，序言曰：“停云，思亲友也。”那是故乡的云，因思念，久久停留在浔阳江上、庐山下、田园里，小风吹不动，大风也吹不动。

“愿言怀人，舟车靡从。”浔阳江边这次聚会，数位友人因故爽约。“愿言不获，抱恨如何！”晓君与江子深夜来送别，尤其动人。“安得促席，说彼平生。”说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似乎，陶渊明就坐在我们身旁，喝酒甚至弹琴。他那张琴，无琴弦，双手悬于琴身上空，如停云。“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我所思念的古人今人，又有几多？

（原载2024年11月1日《光明日报》。作者：汗漫，系诗人、散文家，著有《水之书》《一卷星辰》《漫游的灯盏》《纸上还乡》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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